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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休范氏的兴与衰


介休范氏的兴与衰

        小说《红楼梦》描写的四大家族中,有户“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薛家。现实中到底有没有薛家这样的有钱户?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历史系商鸿逵教授发表题目为《清代皇商,介休范家》的长篇考证文章。该文旨在说明:介休范家与薛家都属于皇商,其富有程度很难分伯仲。文中还提到,范氏一门的长子范清洪,在京作官。其公馆俨如王府,出入侈甚,有僮婢数千指以上。仅此一项,超过了当时最为显赫的大贵族官僚年羹尧。

  介休范氏的家业当时到底有多大?据乾隆四十六年(1781)范氏濒临破产前的一个不完整资料记载:当时,范家在直隶、河南的二十个州或县开设有盐店。此外,天津、沧州有囤积食盐的仓库。苏州有管理专赴日本贩铜的船局。北京有油盐铺等3座,张家口有商铺6座,归化(现呼和浩特)有米局等商铺4座,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座。张家口有土地106顷,大同、阳曲等地有房产近千间……以上尚且不包括介休老家的财产。乾隆四十八年(1783),朝廷将范氏一门查抄,财产被没收时,曾饬令山西有关官员赴介休县张原村,对范清济老家财产进行调查。当时有管家范饮诚供述:范清济原籍只有村内住宅二所,村外房院一所,又旧园子一所。其它零星房五十六间,契买地三百四十六亩,契典地六十五亩,此外别无产业。但这仅是范清济一门在老家的产业。张原村仅清济的父辈,就有五门分支。据村内祖辈讲,张原村正街西侧,是一条近百米的街道,早年当地人叫“范家街”。街两边当年全系范家的房院。街西北面的房院当时尤其豪华阔气,老百姓称其为“小金銮殿”。山西巡抚农起当初对范清济资产作了调查后,在奏折中写到该在介休的房产为“折库平银12120.8两”。此数目是否属实,可另当别论,但它毕竟为后人研究范氏老家资产记载了一笔史实。

  范氏堪称清代“康乾盛世”时期的“饶富最久,最为显赫”的皇商。本文叙述范氏的兴衰史,绝不是夸邑往豪富,以求乡梓生色,而是旨在告诉世人范氏积蓄财富之路是一条极不寻常之路,范氏的经商致富之路既充满了名艳和喜荣,更充满了艰辛与悲凉……

 

(一)

  范氏远祖早年居住在介休城内。明初,该族有名叫范至刚者,由城里迁居东乡的张原村。范至刚为明朝初年“市易边城”的商贾。到明末,传到第七世范永斗时,范氏已经成为主宰张家口一带贸易的八家山右商人之一。张家口地处在满、蒙、汉民族的结合部。明末满族皇太极政权建立后,不久又征服了内蒙诸部。以后,又不时向关内入侵。这期间,满清政权所需用的军用物资除了靠军事掠夺外,还得靠与张家口的商人通过贸易而获得。张家口的商人一般都诚实而可信,通过长期贸易,清军与张家口的商人渐渐增进了友谊。

  甲申年清灭明在北京建都之后,由于皇室的物资供应需要,顺治皇帝专门把张家口的八家商人请入北京,设宴招待,还要授以官。范永斗等以不熟悉民事社交,极力推辞。最后,朝廷将八家都赐予房地产业(在张家口一带),并且都接受为朝廷内务府的商人,让范永斗主持贸易商务。这八家商人每年需要交纳给内务府皮张若干(另据宣化府志等资料为一年交银一百两)。从此,八家商人名正言顺地成为清政府的皇商。

  有了清王朝这一政治靠山,凭借着内务府的权威,范永斗在其长子三拔的协助下,一面主持皇家的采办贸易,一面在国内经营丝、绸、粮、茶、铅矿和盐务等。经营范围一步步扩张到了燕、楚、交(广西和越南一带)、广等地。康熙初期,范三拔年老患病归里,商业贸易由其子范毓馪接替。范毓馪是兄弟五人中最有胆识,最有才干者。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汪由敦对其评价是“生而颖异”、“忠实能任事”、“任事不择险易”、口授指画“有过人的智力”、擦虚实“数千里外无遁情”……范毓馪承继了祖业,既得经营好自家河东、长芦等地的大宗盐务,又要为朝廷如期采办皮张和人参等,在平常人看来,能挑好这几付担子已经不容易了,然而“生而颖异”、“任事不择险易”的范毓馪,在商海中志向高远,欣然主动承担更为艰巨的历史使命。下面“私运军粮”、“渡海贩铜”等几件事便是其“有过人智力”而演绎的历史壮举。

 

(二)

  清初,康熙皇帝曾两次率军征讨西北部的噶尔丹叛乱。由于该地千里沙海,地处遥远,兵费耗用巨大,其结果是“军粮渐少,班师而还”。当时,运米一石,耗银120两,但还是接应不上,以致耽误了军情。康熙五十九年(1720)再一次西征,运粮费用仍按前次一石耗银120两计算。“数千里外无遁情”的范毓馪知情后讲:“顶多用三分之一”。在清将领富宁安的举荐下,范毓馪真的以三分之一(一石米耗银40两)结算价,个人承包了运送军粮的任务。而且是先用个人的私财填支,任务完成后再回京城结算。范毓馪接受使命后,与弟毓 “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

  雍正五年(1727),世宗皇帝再次征讨噶尔丹策零。主管户部的怡亲王允祥再一次举荐范氏兄弟承担了运送军粮的任务。范毓馪这次是根据各路王师用粮的多少、路程远近,先请沿路的官仓事先借填,又邀所经州县地方官协作支援。甚至连所需用的人工、牲畜、器具等都事先仔细筹划,精心调度。遇上紧急事务也如期办妥。往返数年,依然作到了“幕府所在,储胥充裕,军得宿饱”。

  到乾隆年间,范毓馪与其四弟毓

仍旧用自行采买办法为皇室运送军粮。前后十多年,范氏共输送军粮达百万石之多,共节省大司农金600余万两。若按先前王师运米一石耗银120两计算,可省国库银“不啻百亿钜万矣”(《范毓馪墓表》语)。范氏开历史先河,私运军粮,而且为国家作出如此大的贡献。雍正七年(1729),朝廷赏给范毓馪太仆寺卿官衔,并再加二级,赏二品顶戴。其弟毓 被赐予布政使参政。

 

 

(三)

  范毓馪另一件“任事不择险易”的壮举是为清政府东渡日本贩铜。在清代,用铜钱作货币流通市面。清政府铸钱,在北京有户部所属的宝泉局,有工部所属的宝源局。另外,各省和一些重镇也设有铸局。清代前期,各局铸钱用料靠云南省产铜供给。随着货币需求量增加,云南产铜供不应求,一些民间商人开始到日本国长崎贩运铜料。这些商人往来日本,还可以兼运其它杂货,输出和输入皆有厚利。这期间,善于观察商界的虚实,“数千里外无遁情”的范毓馪看到往返日本贩铜有利可图,于是联络张家口皇商,呈请朝廷能允许他们包办理“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之铜额”。呈书中还提出“自请减价”和“专交承办,不误运解”等承诺。康熙三十八年(1699),以范毓馪为首的皇商,最终承包了上述六关每年应交给宝泉、宝源二铸局的铜额任务。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国内差办进口铜的全部十四个关由原来招商采办,改为由范毓馪等内务府的商人经办。官家允许这样大承包,正如户部一份奏折中讲:“内务府买卖商人系身家殷实之户。办理铜务尤为熟谙……每年可省银五万两”。

  范氏等商人东渡日本贩铜,开始每年大约购回铜250万斤左右。后随着十四关铜额全部承包,采购数量增加到六七百万斤之多。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日本当局因铜源减少,开始实施《正德新商法》,新商法保护当地利益,对中国入港船的数量和贸易额大加限制,否则,便采取没收货物,或不发给信牌(准予买卖凭照)等处罚。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商人采购铜额发生了困难。随之而来,国内发生铜荒,并直接影响到铸币。清政府这时不分青红皂白,于康熙五十五年取消了内务府商人到日本采办铜货的资格,改由八省督抚办解。

  然而,起用八省督抚的办法并不可能扭转国内铜荒的局势。到雍正年间,“洋铜”输入减少,国内钱价腾贵,雍正皇帝着急说:“钱文系国家要务”。到乾隆三年(1738),皇家再次起用范氏父子办理铜务。“忠实能任事”的范毓馪明知这一次受命今非昔比,但由于自己“受皇恩重”,明知前途艰险也只能奉命出海。不出所料,从乾隆十年开始,范氏飘洋采铜诸事不顺。鉴于范氏此番办铜有实际困难,经过朝廷几次复议,岁办铜额由130万斤减到80万斤,后又减至50万斤。乾隆十五年,范毓馪去世。从此,为朝廷办铜务的使命由其子范清注接替。乾隆二十年,范清注向清政府这样呈述自己办理铜务之困难:“现采办洋铜,供五省鼓铸。注置货出洋,必得资本二副……惟是倭人狡诈,居奇勒肯,货到本国,毫无利息。加以注所办铜斤,水陆路程合算,每百斤只抵银十三两五钱。较之江浙收买洋铜,每百斤减价四两,以致采办愈难。其所缺银两皆以高利借贷,愈累愈深……”。

  范氏这次呈请,原本是想讨个与民商一视同仁的结算价格。然清政府仅仅贷给20万两资金。铜价根本不于理会。乾隆二十七年(1762),范清注英年早逝,其铜务由其兄清洪接办。范清洪看到对日贸易前景如此暗淡,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了“弃产变价,告退招商”的奏请。但因为清政府不允,只得勉强维持。乾隆二十九年,经内务府同意,范氏办铜务改由范清济(毓馪 的侄子)主持。范清济为了摆脱困境,一面请示清政府允许其添办船只,多余铜归自己售卖;一面兴利除弊,开源节流,并且甩掉了国内贸易中出现亏本的盐务。此番大胆改革,寻求转机,可谓是“日夜筹思,汗流心裂”。孰料行船偏遭顶头风,偏偏日本国此时又出台了提高铜价、征收关税及限量出口等政策。无奈,范清济只好请求政府将应办的铜额“减半交纳”。可清廷的答复是:“范清济所办铜斤,有关六省鼓铸,何以轻言减少?”予以驳回。乾隆四十五年(1870),日方又变招,凡是中国的商船,只能在一所指定的庙里贸易,而且还得每年交1.6万两白银的租金。这时的范氏求退不能,完全陷到寅吃卯粮的绝境。乾隆四十八年,范氏终于被彻底拖垮。前后累计亏损银156万两之多。清政府这时看到范氏再无使用价值,于是翻脸将其一门查抄,家产全部充公,范清济被囚办。从此,范家70多年的对日贸易宣告结束。(之后,还有范清济的侄子范柴为江苏局办铜,但这已经不再是范家主持贸易的时代)。

 

(四)

  范氏作为皇商,有过权势、巨资,无论经营盐业,私办军粮,还是采买人参,渡海贩铜……这中间可以源源获得大量财富。然而,范氏获取财富虽有特权与条件,但并非一帆风顺,这期间付出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皇家西征,范氏兄弟自办军粮,即充任先行,范氏兄弟需要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史书中称此役为:“出长城,逾瀚海(沙漠)”,“长途万里,跋涉经年”,“卤碛林莽,荒无人迹”,“人乏勺水,马绝刍粮”,“积雪苦寒,坠人肌骨”,“连战不息,死者相枕”……尤其令人震慑的是,在荒漠里运粮,时常要遭遇到蒙古亡命之徒的抢掠。范毓馪胞弟范毓 效力疆场达八年之久,“身其难以倡之先”,次次“克期必至”,回回“不误军情”,然史称“勇决敢为”之士的范毓 ,最后是“风霜侵剥,以病归里”。

  雍正九年(1731),对准噶尔部用兵。北路统帅出师不利,中了噶尔丹策零的诡计。清军在溃退中,范氏除了损失牛马等财产外,运送的军粮“所失米十三万石”。这次失米事故,雍正皇帝已同意“据实报销”,但“忠实能任事”的范毓馪首先考虑的是“以军兴亟,不可悬待”,宁是用私财“复补运所失数”,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局。此次失米,按范氏运米最低费用—即每石耗银11两计算,失米13万石实际要损失银144万两之多。这也仅仅是损失的部分而已。这次战斗中大兵回撤后,运往最远处科多的米又折返运回使用。而户部却不考虑运粮的往来变更,核算时只按最近处估价。无奈,范氏又暗中亏了“代输所应追者262万余两”,两项共计损失400余万两。

  再说东渡日本贩铜。当时,商船之设施,航海之技术,气象之知识都远不能与今日相比。商船飘洋过海,与不测风云斗赌,一不走运,轻者不能如期返国,重者“屡屡遭巨风沉溺”。据乾隆朝《内务府奏销档》记载:乾隆四十六和四十七两年里,范清济办铜商船,“命运乖蹇,所发洋船抵达东洋,忽遭飓风打回,抛弃货物无算。更有范成大一船,人货全倾。亏折成本六万两……”,“去夏,海潮涨涌,冲没坨盐三万余包,折本银三万两,以致今年不能周转,告运艰难”……等等。

  范氏办铜既有来自不测风云的意外事故,也有来自意想不到的人为厄运。据乾隆年编纂的《介休县志》记载:范毓馪最初出海的贩铜商六人队伍中,有名叫王志刚者,年龄数他大,但恶习数他多。由于受他的影响,其它几个人也仿效其“恒舞酣歌,鲜衣怒马”,整日过起了醉生梦死的日子。前后十来年,这些人竟欠了公款83万两之多。王志刚一死,四个人都往死者身上推罪,范毓馪对这伙不讲信义之徒无奈,“乃一力担荷,按期完纳,不累同事,天下称为长者”。

 

(五)

  范氏家族在“康乾盛世”昌盛达一百多年,其家族几辈人为清廷效力,史称“功次可最也”。期间,范家有20余人担任了清政府上至中央、下至县丞的官职。在科举方面,范家这个时期出过进士2人,举人3人,武举1人。范氏可谓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亦官亦商,甲第联辉,名艳当世。也难怪,一般人视西出峪关和东渡日本为“畏途”,而范毓馪却认为是“吾受恩重,此吾分也”。《清史稿》文献中记有范毓馪五弟范毓 的《列传》,文中记载了这位曾以驼佐军,官至总兵者曾受到皇家厚遇。乾隆帝弘历对其的评语是“富家子弟,谨慎无过”。然《列传》中还对范氏兄弟有这样一段评论:“毓 与其兄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财,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范氏乃皇商,因报恩报国,任事而不择险易,舍身忘死,几倾家财而不悔求,这在中华文明史册上真的是不多见也!

——本文选自《文化介休》第四期


审核 :王光亮    原家敏

编辑 :杜美锐    张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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