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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唐山陶瓷之源

 


  唐山誉为“北方瓷都”,是中国最重要的陶瓷产区之一。唐山陶瓷起源于明朝永乐二年,在解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所有的著述文章几乎都在重复这样几话:明永乐二年,由山西、山东移民带来各自的制陶技术,在唐山弯道山周边落户,从而开启了漫长的唐山陶瓷发展之路。

  其实,如果更细致分析,则应是山西移民田、范两家来的更早些。他们自明永乐二年落户唐山,随即就逐渐开始了家庭陶瓷作坊的生产活动。而山东移民秦家落户后,则是先以务农为生,到明嘉靖年间,渐成当地富户,在山东会做缸的常家到来之后,才聘请常家做缸师傅,独资创立了唐山第一家陶瓷作坊“陶成局”,开始专事陶瓷生产。如果依照嘉靖年号上限1522年计算,则山西移民在唐山开始陶瓷生产的时间要比山东移民约早118年。

  由此得知,唐山陶瓷最早的开创者应当是山西移民。

  最早带来制陶技术的山西移民是晋中介休人田时宽、范时真,他们在原籍均为陶户,移民时结伴而来,因看到唐山弯道山蕴藏煤,矸甚富,破土即是,随即落户西南山坡,建起缸窑,重操旧业,烧制缸盆。其时缸窑在下,人居其上,故称“窑上庄”。

  之后,随着山东秦家“陶成局”的出现,弯道山周边的窑业日趋繁盛,于是,山西移民居所窑上庄这一带逐渐扩大,包括窑上庄、后店子、前店子、小店子、三益庄等,被称为“西缸窑”;山东秦家所居秦庄一带逐渐扩大,包括秦庄、上村、下村、黄庄子、会头庄、张庄子、周家街、杨家街、裴家街等,被称为“东缸窑”。而以田、秦为代表的早期移民,历经600余年的繁衍生息,辈辈师承,代代沿袭,最终也成为了唐山最显赫的陶瓷家族。



  关于山西介休田氏家族迁居唐山的史实,主要依据于《田氏家谱》的序言记载,其十世田轼字学瞻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春为《田氏家谱》所做的首序中写道:“我田氏一族,肇基自山西汾州府内,寄居介休司东村中,传家既久,永世无穷。明德方新,克昌厥后,念宗盟之有托,岂忍舍旧而图新。奈时势之所迫,偏宜去彼而就此。爰及永乐二年,转徙永平,迁居滦郡,社选曹口,宅卜缸窑。此故创业之始基,即启后之宏图也,且夫豪杰之士,无待而兴,特立之英,孤身克振,况我。”

  范家后人范星辉也曾回忆道“老祖范时真与田家于明代永乐二年由山西省汾州府介休县司东村迁至西缸窑,发现豌豆山西南面蕴藏煤,矸甚富,破土即是,遂就地取材,创制缸盆;且自始祖起世世业陶,辈辈师承,故有所记忆。”

  但遗憾的是,唐山史学界对于唐山陶瓷源于山西移民的记述仅限于此,半个多世纪以来,相互转抄,重复论述,仅此而已,并没有人追根寻源给予进一步的查证。

  而更为遗憾的是,自清朝末年起,唐山因兴办开平矿务局,近代工业快速崛起,陶瓷业也随之日益更新,结果导致唐山早期陶瓷生产遗迹极少保存。而1976年的大地震及震后重建,更是把六、七十年代尚存的极少老窑旧址毁灭殆尽,消踪灭迹。

  资料短缺,遗存难觅,这给唐山早期陶瓷研究带来极大困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找到山西“介休司东村”,寻访到元末明初介休陶瓷的基本状况,我们就能从介休当年的历史遗存中窥测到唐山陶瓷早期生产状况的影子,搞清田、范两家从介休究竟带来了怎样的生产工艺技术和窑炉制式,也会清楚其制陶技术在当时处于何等水平。同样,如果能够找到山西“介休司东村”,我们也就能更加清楚田、范先祖是在怎样一种情景下移民唐山的。倘若今日介休司东村还在,田、范家族后裔尚存,或许还有陶瓷生产,对于今后探索唐山陶瓷的发展史,都是一件不容忽视、大有裨益且意义非凡的事情。

  带着这样的考虑和思索,2015年1025日,在做了充分准备之后,我携囊上路,去了山西。

  介休处于晋中腹地,是个县级市,在介休政协郝继文副主席、郭生辉秘书长、提案委员会张志东副主任以及市宣传部宋林伟部长的热情接待帮助下,我终不虚此行,找到了许多答案,解开了许多谜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纠正了在唐山误传多年的“司东村”谜团。

“司东村”原来只是一个“音译”

  那么,介休究竟有没有“司东村”这个地方呢?

  我在唐山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已经查遍了介休的地名,结果是根本就找不到有这样一个地方,这使我一直忧心忡忡。我想,也许这个古老村落早就被历史湮灭了,如果真是这样,我的这次寻访,恐怕将无功而返!

  到达介休后,当我忐忑不安地把调研“司东村”的提纲交给介休政协的同志们时,我看到大家都在摇头。他们告诉我,介休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村落。我顿感情绪一落千丈,但就在这时,他们忽然拍案,顿然醒悟,这不就是“石屯村”吗!原来,按照介休的地方口音,汉语shi都发si的音,而tun都发dong的音,唐山所讲的“司东村”,按照介休的口音去读,就是“石屯村”。石屯地处介休东北部的洪山镇,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陶瓷村,并且很巧,这里还是郭生辉秘书长的老家。郭秘书长说,“石屯村”在历史上曾经大量生产过白瓷、黑瓷和白釉刻花日用瓷等,今天依然有人从事陶瓷生产。

  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但是随后问题又来了,显然“石屯村”的情况,与唐山所说的“司东村”还有许多不同:其一,唐山田家从“司东村”来,这里应当有田姓,但“石屯村”从来没有姓田的姓氏;其二,迁徙到唐山的田、范氏移民,只善制作粗瓷大缸,并不掌握白瓷生产技术,而“石屯村”在历史上是多做白瓷而少有大缸的。

  此时,谙熟介休历史的政协郝主席突然拨开了迷津,他说,在介休还有一个发音相同的地方叫“师屯村”,隶属于介休西南的义棠镇,也是一个古陶瓷村,甚至年代更为久远,只是那里的陶瓷生产早已绝迹,一般很少有人提起。很快,秘书长把电话打过去,结果证明,义棠镇的“师屯村”在历史上不仅做大缸,而且有田姓、范姓人家居住。

  想不到,一个“石屯村”,一个“师屯村”,两个村子方位相左,隶属各异,名字也不同,但用介休话说出来,都发同样的音———“司东村”。到此方知,原来唐山几百年间所沿用的“司东村”名,竟然只是一个“音译”!

  既如此,唐山《田氏家谱》的序言又是由田家人书写的,怎么还会弄差?其实想想也不奇怪。《田氏家谱》的首序写于清道光二十三年,这与其先祖移民唐山的时间已经过去了439年,其时只记得乡音而不知字义,实在是情有可原。这正如古诗所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啊!

  走进田氏故里师屯南在介休市政协秘书长郭生辉和提案审查委员会张志东副主任的陪同下,我们一起来到了师屯村。到达村后方知,“师屯村”现已改由两个村委会管理,一个叫师屯南,一个叫师屯北,而田姓和范姓则居住于师屯南村。这时,师屯南村的靳学奎书记早就在办公室里等着我们的到来呢。

  师屯南村紧邻义棠古镇,中间是从北向南湍流不息的汾河,河上除有现代桥梁连接,还保留着一座古代拱桥。介休义棠镇这片地方,是一条自晋中至晋南的狭长河川地带,东西两面都是山峦,莽苍之间,犹如两条卧龙相视同飞。然而就在这狭窄的咽喉地带,竟然有汾河、大西高铁、南同蒲铁路、京昆高速和108国道并列穿过,可谓龙蛇飞动,形势险峻。而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就在师屯村南,汾河西岸,有一道险峰拔地而起,名叫银锭山,沿百级陡立的石阶而上,山顶是一座远近闻名、规模宏大的虹霁寺。该寺建于唐贞观年间,寺中除有体量很大的山门,钟鼓楼,春秋楼,天王殿,大雄宝殿,地藏殿外,院中还有一座修建于明代万历18年的虹霁古塔,塔身八面玲珑,建造雄奇,远近十里,清晰可见。

  银锭山和高高耸立的虹霁塔,倒影映于汾河之上,酷似延安宝塔山与延河倒影的景观,所以这里又有“小延安”之称。据说,有多部反映延安的影视剧,外景地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目前的师屯南村,李姓人口最多,其次是靳姓,然后是田姓,范性则只有一家。但是,在最初建村时,这里只有田姓一家,其他姓氏人家都是后来的。

  靳学奎书记找来一位名叫田秀双的老人,77岁了,陪同我们一起观看村中的旧窑址和瓷片沉积层。在一片被称为“田家沟子”的山坡上,我们看到一处已经严重坍塌的民宅,其中依旧挺立的部分门楼屋檐,砖雕对缝,依然显现着过去主人的不凡身份。村民告诉我们,这一片都是田家老宅。

  在田家老宅的坡下面,有两座比较完整的直烟馒头古窑,依山而建,多半窑身埋靠在山体里,只有窑顶外露。在两座窑之间是两大间砖房,两座窑的窑门开通在里面,显然是用来做窑房使用的。从外面看,窑顶高出屋顶,人们可以在上面行走站立。我们走进其中一座古窑,容积足有50多立方米,大得惊人。在这两座窑下方不远处的一座院落里,还有一座小型古窑,已被拆除了一大半,剩下的部分恰似做成了一个剖面给大家看。这户人家在弧形的窑壁遮罩下修了一个茅厕。

  除了古窑遗址,我们还看到很多农家的院墙都是用旧瓷笼、旧窑砖垒砌的,老缸和碎缸片、各种器物的缸釉瓷片随处可见。而在村边的黄土沉积层中,则有多处瓷渣堆积。

  靳书记介绍,师屯村过去做陶瓷,主要是大缸、盆罐,黑釉碗,这里的陶土原料非常丰富,满山都是。我随着老靳走出村外,爬上高坡,果然道道土梁沟壑,都裸露着陶瓷粘土,雨水冲刷下来的,沾水就是陶泥。

  站在师屯南村的高粱上,望着缕缕炊烟,我已可以断定,这里就是“介休司东村”了。

  现查有关资料记载,明代汾河西侧师屯村北有“磁窑口”地名,说明这里已是陶瓷大缸的集散地;元代时记载,因汾河谷地距官道很近,故义棠一带设场烧瓷;明代时,随着平遥、太谷一带城市兴起,经济发展,除了师屯、汪沟一带继续烧造瓷器外,洪山一带再兴设窑烧瓷之风,并且一直延续下来,几百年窑火,生生不息。

  从介休看见了唐山陶瓷的源头情景。

  在介休,我还特意去参观了介休历史博物馆陶瓷展厅,琉璃展厅,到洪山古陶瓷历史遗址考察了瓷渣堆积层,并应邀到洪山唯一一家大型日用陶瓷厂参观并和大家进行了交流,还看了一家著名的琉璃生产厂。在路上,我还留意到有几座已停用的形制比较靠前的直烟圆窑。而后,我又到洪洞大槐树移民历史园参访,进一步了解真实历史上的明代移民情况。



  介休陶瓷的优势在于它有丰富的坩土和煤炭资源,特别是粘土资源极其丰富,漫山遍野都是可用的陶土,依据沉积的不同层位及硅铝含量的不同,可广泛适用于砖瓦、琉璃、粗瓷大缸以及细白瓷的生产需要。这些粘土、紫木节几乎不用添加外阜石英、长石等硬质粘土搭配,即可成型、烧制。由此可想而知,山西移民最初来到唐山,一定是看到弯道山的表皮粘土、紫木节与介休接近或相同,才“社选曹口,宅卜缸窑”的。

  在宋、元、明代,介休洪山陶民利用天然泉流冲刷山皮粘土,入池搅拌,然后顺水渠流到窑场,沉积成泥,再使用水动或手动轮盘手拉坯,缸器在泥坯晾晒中,还要用木板拍打整形,干燥后施釉,最后入窑烧制。那些窑炉多半依山坡而建,属馒头型直烟窑。这种情形,除利用自然水源外,和唐山早期大缸生产工艺完全相同,只是唐山的粘土铝含量更高,后来逐步加入石英、长石,因而在瓷质硬度、强度、釉面光亮度上更胜一筹。

  明朝初期沿袭元朝体制,对户籍管理极为严苛。《明史》卷七十七,志第五十三,“食货一”载,“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明永乐二年介休移民唐山者,祖辈业陶,当属匠户,匠户在官府的严格掌控之下,不是可以自由迁徙流动的。所以《滦州志》中曾有这样的文字描述:“明初工匠有籍,今无矣。

  惟唐山多缸窑,能制陶器罂瓮盆盎之属。”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当年介休移民落户西缸窑,并不是像奴隶一样,而是由朝廷迁派,还能享用到一些宽松的政策。唐山西缸窑《田氏家谱》中也有记录说,三世三门田化元,配张氏,无嗣,由山西过子田伊禄。可见其时山西介休与唐山之间,虽然路途遥远,尚有密切联系。

  明永乐初年山西介休移民落户唐山,而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地人员交往,技术交流,工具携带,也许是唐山缸窑陶瓷能够从无到有,从小而大,逐渐发达的原因之一。

  介休不知道自己是唐山的老师在我来到介休之前,介休方面从不知道,唐山的陶瓷技术是由介休移民带去的,论起来,介休还是唐山这个“北方瓷都”的老师呢!这消息让介休的朋友们顿感意外和惊喜。

  介休是个古窑口,早在宋代就有白瓷、黑褐和黄彩画花瓷、黑瓷、茶叶末瓷、青黄釉瓷等日用陶瓷生产,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介休城外洪山和城里南街都曾先后发现过烧瓷遗迹与渣堆。而且,介休也是中国的琉璃之乡,介休琉璃瓦不仅使用于全国的古代建筑,也曾是皇宫所选。

  介休古代陶瓷始于何时,人们曾有争论,既有唐朝、五代说,也有北宋说,但这些年通过出土实物鉴定,应为北宋时期较为准确。介休陶瓷技术源于何方?有专家考证可能来自于河南河津窑及当阳峪窑,但从介休博物馆藏看,也很有磁州窑特色,当然,这些都是同时期的宋代的窑口。



  介休窑口在金代遭到极大破坏,明清时期又死而复生,逐渐改以洪山陶瓷外称。但是到了近代,洪山陶瓷因市场、体制、水源等问题,逐渐衰退,特别是前几年当地煤矿私挖乱采,挖断了洪山源神池地下水源,致使泉流干涸,洪山老厂彻底关停,现今只留下唯一一家靠近城区的日用陶瓷股份新厂,还在生产日用瓷。

  我的出访,不仅带去了介休与唐山陶瓷的渊源关系,也使介休方面感到获得了一种潜在的希望。唐山陶瓷规模宏大,人才济济,他们希望双方能在今后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不仅在历史课题的研究上,更要在促进双方陶瓷工业的发展上取得成果。

 

作者简介:葛士林  现任唐山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曾任唐山陶瓷集团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唐山市国营陶瓷一厂党委书记、厂长,是中国骨质瓷研究生产的主要领导者。

 

 

审核:王光亮    原家敏

编辑:杜美锐   宋  佳    张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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