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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休冀家经商起源与茶叶贸易


 

(一)引言

 

  冀家世居介休城东北三十里的北辛武村,其村庄有近千年的历史,冀姓最多。村庄人杰地灵,是晋商冀家的发祥地,沉淀着深厚的人文资源。

  冀家经商始于明朝正德年间,经历四百年,传承十一代,是明清晋商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家。冀家从第十世冀忠开始行商,历经数代,苦心经营,到第十五世冀之瑜时冀氏商业已具规模。清嘉庆、道光时冀氏商业在第十七世冀国定(冀之瑜之孙)手发展到强盛时期,当时冀宅净存白银300万两。

  冀国定生五子,去世时五子尚未成人,其妻马瑛仙①,人称马太夫人,继任冀氏舵手。清咸丰年初,五子均长大成人,马太夫人主持分家,为把冀氏三百余年诚信为本的经商理念传示后人,取名“五信堂”②,即:“悦信堂”“笃信堂”“立信堂”“有容堂”“敦信堂”。之后由冀国定四子冀以和③(实为排行第五)接任冀氏商业主东。

  清光绪年初,冀氏在全国的商号、票号达120余处,其中年创利10万两以上白银的有20余家。当时冀氏宅院净存白银800余万两,总资产达1800万两白银,冀以和将冀氏商业推向巅峰,富甲三晋,票号“汇通天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北辛武村,大小楼房院、四合院众多,冀氏“五信堂”五处大院鹤立鸡群,格外招人耀眼。北辛武村原住宅占地面积为1200.000平方米。户逾千,人口逾万。冀氏五处宅院、冀氏祠堂、冀氏花园、乾宁庵、真武庙、奎星楼代文坛塔,此十大建筑点缀其间,共占地面积为58000平方米。全村有八大街、九大巷,三十二条旯旮巷,有二百一十座四合院,其中楼房院占全体合院建筑的十分之二。

  1.“悦信堂”,占地面积为6750平方米,由九院二厅组成。东南为马匹饲养院,此后为地窑院,东北角为轿车院。此正院、东西偏院相互穿通,是冀国定晚年所建,有北京三进合院之风格。

  2.“笃信堂”,占地面积为8970平方米。院深达一百二十四米,分正院,东西两偏院,正院正房五孔窑跨度达31米,东西两间为无梁窑。东西偏房对称,但不雷同。西偏院有戏楼,看台,精致绝妙,雅而不俗。整个建筑宽度为71米,长度为130米,外边有2米宽、5米高围墙环绕,气派壮观。悠闲时,主客登临围墙,便步环行,如攀京都城墙,好似世间万物,尽收眼底。

  3.“立信堂”,位于北辛武村东头,占地面积为5208平方米。由主院和东西偏院组成,主院由横向五排砖砌窑洞组成四进院,庑廊、厢房采用砖木结构,由九院四厅一广场组合而成。此建筑前三院均为楼房,突出砖雕、木雕、石刻。每处院采用不同的正方形青石和红砂石交错铺成,恰似地毯一般。此建筑,匠心独具,古色古香,别有一番风味。

  4.“有容堂”(局部现存)即前身为冀氏老宅堂“德馨堂”,占地面积为5680平方米,其建筑在北辛武东寨则旧址上。冀氏将朝阳寨门改成该院大门。大门外有光绪皇帝赏赐的汉白玉牌坊,牌额上光绪帝手书“乐善好施”四字苍劲壮重。从大门向正北筑成三米宽小街,街西建有七院一厅一广场,街东建有三院一厅,临街错位,似市井人家,别具一格。

  5.“敦信堂”(现存,为市级文物。),位于北辛武村东头,占地面积为2600平方米,有三院二厅一广场。是冀氏五处宅院中最小一处。小中见大,气度轩然。

  此外冀家还在介邑区域内耗巨资建豪华墓地四处。一处位于邬城店村南,占地二百一十亩;一处位于大甫村西,占地一百八十余亩;一处位于仙台村西,占地十六亩;一处位于原孟村村西,占地八亩。

  1900年庚子事件,冀氏商业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从此冀家商业一步步走向衰亡。

  冀家行商以绸布、粮油、茶货、典当和钱庄见长,明末清初,冀家商业已闻名湖北的襄阳、樊城、汉口和山西的汾阳、介休、平遥、祁县等地。

  在明朝末期,曾在食盐“开中制”涌现出的晋商已远远不及扬州徽商。清朝初期,山西商人以经营百货日用品为主的同时,寻求探索着新的商业领地。清雍正年间,介休冀家、榆次郝家等晋商开始了南茶北销的长途贩茶贸易,诸多的山西商人以此为楔机,晋商再次崛起。可以说,晋省商人开劈茶叶之路,是中国明末清初商贸业的一次成功的转型,它的意义对当今工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是有借鉴作用的。

  介休冀家,在清雍正年开始从南方贩茶于蒙俄诸地区。清乾隆中期,冀家将贩茶重心转移到京津及山西的汾州诸县,茶叶贸易从此由外销为主转化成为内销为主。清道光初期,冀家打开了福州茉莉花茶在北京、天津和介休地区的销售市场。

  冀家的先辈,历经艰险,将南方诸地的茶叶运销到中国北方的古北口、张家口及库仑和恰克图等地,开劈的万里茶道,带动了沿线诸多地区诸多行业的发展。

  晋商介休冀家在咸丰年间,其茶叶贸易逐步缩减。冀家万里贩茶的史实或许被历史所淡忘,但在冀家引领下形成的茶文化实实在在地被一代又一代介休人传承和发展。冀家荫福桑梓的精神永久镌刻在介休的城乡和山川之中。

 

(二)明朝晋商浅观

 

  1.食盐“开中制”

  食盐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是历朝历代政府稳定可靠的税源之一,盐业的销售曾造就了无数的富商。

  十四世纪末期,明王朝刚刚建立,退居在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仍不时骚扰北部边区,成为明政府的心腹之患。于是,明太祖朱元璋相继在北部边防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等九个边防重镇,驻军共80多万,战马30多万匹,史称九边。为解决这些驻军的供给问题,明政府推行纳粮中盐政策,即“开中制” 。

  其“开中制”就是政府以盐引①向民间商人购买运输服务的制度。所谓盐引,就成为垄断运销食盐的凭证。 

  明实录记载,“山西行省言:大同粮储,自陵县、长芦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若另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引二百斤。商人鬻毕,即以原给引目,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输入之费用而军备之用充矣。从之。”在明代与盐法有关的文献中,这是最早有关“开中法”的记载。其中的含义是:商人远途运输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明朝廷支付给商人盐引一引(二百斤)。商人用盐引在盐场换领成相应数量的盐,再到指定地区进行销售,从而获取利润。        

  “开中制”是商人运输官方的粮米以换取盐引而谋利,其本身说明商人从事的是简单运输,是一项低门槛的商业行为,资本投入并不大,只需要人力和简单的运输工具。所以,这就为普通小商人逐渐累积资本提供了条件。在全国众多的运贩粮米商人中,山西商人逐渐成为明政府纳粮中盐的中坚力量,特别是大同和蒲州商人占据一半。

  “开中制” ,其实质上是一种政府向民间商人的购买行为,当政府的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开中制”的内容也自然会随之变化。洪武年之后,开中制已不仅限于纳粮中盐,由于军事需要,还曾纳马中盐、纳铁中盐、纳茶中盐。商人以换盐运销,只要是政府需要的东西,都能够以盐引作为交换来吸引民间商人参与其中。伴随着“开中制”的实行,山西商人以地域和家族及亲属为纽带,一个个团体商队迅速发展壮大,并且逐步形成晋商帮。

  山西商人以边商的身份取得了极大的收益。可以说,最初晋商帮的产生和发展壮大,是“开中制” 施行之结果。明政府放开了盐的销售和运输,山西商人抓住了这个机遇, 后又抓住了政府放开的盐业生产的机会,晋商登上了历史舞台。

  晋商不但获得了河东盐池的盐引,而且还垄断了两淮盐区的盐引,占领了长芦盐区。从而使河东盐池和两淮盐区及长芦盐区的盐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2.“边商”和“内商”

  朝廷所发盐引应小于盐产量,但常有盐引大于产量的情况,此种状况使得商人盐引积压。这种现象对商人极为不利,使得不少商人中止行商。

  至明代中期,为改变这种状况,明政府将盐业政策由“开中制”转向“折色制”,开始了与北边少数民族多元化的贸易,商人可以用银两在内地购换政府的盐引。

  “折色制”促进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

  “折色制”实行后,以山西为主一部分商人仍在边境组织纳米换盐引,称为“边商”。另一些内地以徽州人为主的商人纳银换盐引,称为“内商”。这就形成中国盐业的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和陕商。盐商由此转向扬州,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扬州商人。扬州盐商主要是徽州人、山西人和陕西人。

  改行“折色制”后,大多盐商不再需要向北方运粮,晋商的地理优势便全然丧失。 

  “折色制”推行之后,盐商便自动分成了“边商”和“内商”两类, “内商” 逐渐占据了控制地位。两淮盐场邻近城镇崛起,地理条件更为卓越的扬州,成为新的交易中心和盐商之都,大批晋商、陕商不得不举家南迁,落户于扬州。与此同时,徽商轰然崛起,从此与晋商并肩,雁行于商界。徽商凭据天时地利逐渐壮大起来,晋商趋于形渐式微。

  明嘉靖初期,山西蒲州王瑶与其兄王现,兄弟二人起初在河南邓州行商,采货于南阳、襄阳各地,以经营绸料、布匹为主,随之逐步扩大规模,然后分别在河南邓州、湖北襄阳、陕西等地设立布匹庄、茶庄、绸料庄等商号。由于王氏兄弟经营有方,到嘉靖中期积累了一些资本。

  当时正值盐业已经从“开中制” 转向“折色制”。 王瑶与其兄王现用银子换取成“盐引”,开始了以贩盐为主的“内商” 贸易。

  明万历年间,政府为防止新的竞争者进入,又推出了“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十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②”,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

  “折色”加上“纲盐”,就构成了官商一体的、结合了特许与准入特征的承包经营制度,这是明人一大发明,它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它的目的在于不改变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前提下,激发民间的生产积极性。

  山西蒲州王氏,又抓住“纲盐政策”的转型机遇,遂成明晚期的晋省大盐商。 

  “纲盐”法实行之后,扬州成为全国的盐业中心。在这场变革中,徽州商人占据了主动,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当时,扬州势力最大的是徽商,其次是山陕商人及江右商人。具体来说,自明代嘉靖至清朝乾隆年间,在扬州的著名客籍商人共有80名,其中徽商独占60名,山陕商人各占10名。


(三)明末清初的冀氏商业概况

 

  1.介休冀家行商起源

  介休冀家,祖籍山西临晋县,始祖冀宗,宋仁宗庆历年间,冀宗之父由运城盐池贩盐于介休,选择储货场地为邬城店,此后,冀宗及后人在介休繁养生息。冀宗为介休北辛武冀氏始祖。

  十三世纪初,介休冀氏七世传人冀希颜,响应元政府垦田号召,率冀氏四十余口人,举家由邬城店迁住北辛武村。

  冀佑,字田甲,号留达,又名刘达,是介休冀氏第九世传人,生于明朝成化十四年(1478),卒于嘉靖三十六年(1556)。冀佑十六岁被父亲送到汾州“卜山书院” 学习儒家经典,成人后曾任介休县丞时,与介休县令王天佑①志趣相投,感情甚洽。而王天佑是明朝文坛复古领袖李梦阳②的得意门生,由王天佑引荐,冀佑拜李梦阳为师。

  明正德十四年(1519),宁王朱宸濠③南昌举兵谋反,被明武宗朱厚照诛杀,当朝佞臣趁机揭发李梦阳是宁王朱宸濠之同党,朝廷将李梦阳打入死牢。此案牵涉到介休县令王天佑和县丞冀佑(刘达),因而王天佑和冀佑也被关进牢狱。之后,多亏大学士杨廷和刑部尚书林俊等人力保,李梦阳、王天佑、冀佑等人才得以获释。

  冀佑获释后,辞官返乡,告诫儿子冀忠、冀凯:我族后人,誓不为官。并叮咛冀忠、冀凯,让兄弟二人,售货易物,浪迹乡村,以商谋生。

  明正德十四年(1519),介休冀氏第十世冀忠遵照父亲冀佑之命,开始了经商之旅。

  冀氏起初,由用驴驮食油和蜂蜜,走村串巷做商贩生意。经过三十年苦辛经营,资本有所积累,先后在汾阳城、介休城、平遥城开设粮油店和棉麻、布匹、丝绸行,生意越做越大。

  到明嘉靖二十年(1541),冀氏已是闻名汾州的商户了。



  2.“复盛” 字号落户襄阳

  冀氏第十一世传人冀文林,明嘉靖年在河南南阳认识了商人王现。冀文林深得王现赏识,王现将爱女许配予冀文林。

  王现,山西蒲州人,生卒不详,其父王馨曾任河南邓州学政。王现与其弟王瑶从小受父亲影响,爱好读书,成人后,王氏兄弟二人开始在邓州行商,采货于南阳、襄阳各地,以经营绸料、布匹为主,随之逐步扩大规模,分别在河南邓州、湖北襄阳,陕西等地设立布匹庄、茶庄、绸料庄等商号。由于王氏兄弟经营有方,财力逐渐丰厚。在明嘉靖中期,盐业从“开中制” 转向“折色制”。王现与其弟王瑶用银子换取成“盐引”,开始了以贩盐为主的“内商” 贸易。王氏兄弟坚持“以义制利” 的行商理念,又加之勤劳吃苦,遂成晋商大户。

  冀文林在岳父王现帮助下,与其父冀忠先在湖北襄阳创设“复盛” 布庄,之后冀文林相继在襄阳创立“复盛” 绸缎庄、“复盛”粮行、“复盛”茶庄。

  十余年来,由于冀文林父子经营有道得法,襄阳 “复盛” 各字号及汾州诸县各字号业绩可观。盐商王瑶曾经建议侄女婿冀文林经营盐业生意,而冀文林认为:纳银中盐的“内商” 贸易,不免与官府交往,时间一久,肯定官商合一,而祖父冀佑生前曾多次告诫父亲冀忠,冀氏后人不但不要涉任官吏,而且还要远离官场。因而,冀文林谢绝了叔岳父王瑶的建议。

  明隆庆元年(1567)正月,冀文林妻子王氏死于难产。之后,冀、王两家关系逐渐地疏远了。

  3. 明末清初冀氏商业之起落

  冀良亨,字南槐,生于明朝隆庆三年(1569)。卒于崇祯十二年(1640)正月,系介休冀氏十二世传人,是冀忠之长孙。明万历十七年(1589),冀良亨在陕西采购棉布等货物,住居在好友温永昌家中,认识了陕西三原盐商世家掌门人,温永昌之叔父温纯。

  温纯,字景文,生于嘉靖十八年(1539),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陕西省三原人,嘉靖年间进士,历任知县,浙江巡抚等职。

  冀良亨在温纯的建议下,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春,带领十余名冀氏族人与盐商温永昌考察运河两岸商贸。当年冀良亨在扬州创设 “晋亨”布行。同年冀良亨在余杭,经温纯推荐与当地商贩毛大义等达成粮、棉贩运协议。

  万历四十八年(1620),冀家在在湖北襄阳字号有“复盛” 布庄、“复盛” 绸缎庄、“复盛”粮行、“复盛”茶庄;在扬州有“晋亨”布行;在介休城开设“和合成”粮油总行、“和合兴” 绸料行,“光裕德”布匹总行、“光裕厚”杂货总店;在祁县城开设“天聚和”布庄;还在平遥城、张兰镇、汾阳城开设分行分店。生意十分兴隆,其知名度,信用度誉满襄阳、扬州及汾、平、祁、介、孝诸地。

  从明崇祯十年(1637)到清顺治五年(1648)。由于朝更迭,冀氏商业遭遇毁灭性劫难。十年期间,冀氏非正常死亡七人。襄阳字号,共计损失白银二万两。扬州和杭州损失白银六万两。冀氏在汾、祁、平、介、孝一带的商业也十分萧条。

  清顺治五年(1648),冀氏人少财减,男子只有冀良亨次子冀光厚一人,家中仅存白银十余两。

  冀光厚,字忠轩,生于明万历末期。他目睹冀氏由盛到衰之历程,为人处事笃实低调,不善言辞,长年奔波于湖北襄阳与晋省汾州各地,默默地维续着冀氏祖上创留之商业。

  顺治十一年(1654),冀光厚将冀氏在襄阳的六处“复盛” 字号和“永盛” 典当行全部复业。又将汾州各县及祁县各字号转入正常运行。

  冀光厚年近五十得子,取名州升。

  冀州升,字兴宇,生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正月初二,生性聪明,仗义疏财,是介休冀氏十四世传人。

  清康熙二十年(1681),冀光厚将冀氏商业已恢复到明崇祯初年。

  时值康熙中期,蓬勃日臻强大①的商业气象影响着年幼的冀州升。冀州升十岁时已精通算学,十五岁便同字号掌柜外出选物进货。

  冀州升年近弱冠,父亲离世。

  从明朝初年,政府推行食盐“开中制” ,晋商抓住此机遇,登上历史舞台。明朝中期,明政府由食盐“开中制” 转变为“折色制”, 再到明晚期“折色”加上“纲盐” ,“徽商” 在商业转型中雄居天下,尽管 “晋商” 有蒲州盐商王氏、张氏等,但与“徽商” 相比较,就显得势单力薄,已经丧失了晋商原初的威风。介休张原村范家,明末替满人运输粮草而深受满人的信任,清朝建立后,独营长芦盐业,成为巨门显户。

  冀州升对这些经商史事进行了剖析,认为清初商业正处于新的转型发展当中,冀氏应顺历历史潮流。他身体力行,摸索掌握市场动态,在巩固经营原有的冀氏粮米业、麻布业、绸料业等项目基础上,逐步开设了钱号、当铺业,建立了多处茶庄。还准备进行远程贩茶业事务。

 

(四)情寄湘楚 魂留北口

 

  1.集思广益

  冀氏销茶由来已久,早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冀氏十世祖冀文林时,在襄阳就创立了“复盛”茶庄。

  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陕西盐商温永昌从三原县来到介休与冀良亨协讨商事,顺便带来了五包“泾阳茯砖茶”。

  冀良亨将这些砖茶分别送于族邻村友,北辛武人从此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冀州升和范毓馪在湖州返京途中认识了江西婺源县茶商鲍氏,他们同住居于一间船屋,半个月来的共同生活,彼此得以了解。鲍氏细心地向他们介绍了婺源人贩茶历史,并向他们讲述了婺源茶的采选、加工、包装、贮存、运输及赋税等,精明的冀州升与鲍氏的多次聊茶,已捕捉到了长途贩茶中巨大的利润信息。

  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冀州升和范毓馪二人来到闽北①,住居在武夷山的下梅村茶商李氏家中,他俩爬山涉水深入植茶区察观茶情,向茶农询请采摘事宜,同茶师请教焙茶技艺,与茶商恰谈经营贸易,二人在此一月有余,收获甚大。

  如若说,冀州升同婺源茶商鲍氏在运河船仓的交谈,激发了他贩销茶的念头。而冀州升深入武夷山茶区察情询访,则坚定了他经营茶的决心。

  精明勤朴的冀州升,凡事总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雍正元年(1723)初夏,冀州升与族侄冀之义驱马来到湖南益阳安化茶区,了解茶情,熟悉茶市。在攀山时,冀之义不幸滑落到资水河中,致使腰、腿部重伤,不能行走,冀州升只好将他安顿在安化县茅屋坪的山村休养。

  安化县,位于资水中游,湘中偏北,雪峰山北段,是梅山文化的发祥地。安化茶自明代以来即享有盛名,此地属三江并流,且云蒸雾绕,所以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成了具有叶色碧润、清香醇厚的特质茶,此茶被列为朝廷贡茶。安化茶文化历史底蕴厚重,中国历史上两条茶马古道其中之一的起点就在安化,世界茶王——千两茶发源于安化的边江村。

  冀之义在安化休养半年其间,与茶商苗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苗氏祖藉陕西泾阳,自祖父时就开始到安化采购黑毛茶,再转运到家乡泾阳,加工成茯砖茶,然后销售,五十余年来,苗氏三世苦辛经营,获利巨大。

  雍正二年(1724),身体康复的冀之义从湖南安化来到湖北樊城见到了冀州升,他将泾阳苗氏三代在安化采购黑毛茶后加成茯砖茶的情况向族叔作了介绍。

  陕西泾阳一带本不植茶,其茯砖茶生产的原料大都来自湖南安化县,毛茶采摘下来以后,用马匹驮运到泾阳,然后在泾阳一带进行压制加工,久而久之形成了著名的“泾阳茯砖茶”。

  这种异地加工所形成的砖茶品牌,对冀州升启发很大。他认为,湖北汉口乃是南北贸易重镇。冀州升思谋着:我何不差人将不同产茶区的毛茶收集于汉口,再聘请高师进行分类压制加工,逐步形成一种独特的茶,然后销往北方,这难道不是一条可行的贩茶大策吗?



  2.“巨盛川” 砖茶诞生

  雍正三年(1725)夏日,冀州升和山西榆次郝氏②合营,将陕西泾阳县的薛师傅聘请到湖北蒲圻县的羊楼峒镇,利用此地的黑毛茶加工成砖茶。

  羊楼峒,是湖北省咸宁蒲圻县之小镇,是湘、鄂交界之要冲,在位于古赤壁羊楼峒南麓的松峰山,以产绿茶而闻名于世。远眺茶园,千顷碧波,茶海绿浪,山水相依,气象万千,赢得了人们的深情赞赏,山坡遍植茶树,是绿茶的故乡。此绿茶由于香正味纯、美誉满溢茶界,众多的茶商纷至沓来。

  薛师傅,陕西泾阳人,自幼随祖父研制茯砖茶,为人诚实可靠,虚心求教,干事精益求精。他成人后,承祖业,以制压茯砖茶为生,是当时泾阳闻名的压制茯砖茶高手。薛师傅来到羊楼峒后,首先访问了当地茶农,拜访了当地制茶师傅。他结合自己二十多年压制砖茶的经验,于当年秋天,三百余块“顺” 字号 (后改为“川” 字号)黑砖茶试制成功。

  时年冬天,冀州升将在羊楼峒制好的砖茶,在汉口汉正街设点和樊城“顺天泰”绸缎行试销,受到了客主的好评。

  雍正四年(1726)春,冀州升首先在汉口汉正街租下房间,创立“巨盛川”茶坊(庄),此茶坊(庄)主要加工冀氏“川”字号砖茶,兼以销售。之后又在介休召募十三名青壮年,分组到湖南安化和闽北武夷山采集毛茶,然后运往汉口,再将湘、闽两地的毛茶在汉口“巨盛川”茶坊(庄)进行加工压制。

  冀氏在羊楼峒和汉口所压制的“川”字号黑砖茶各俱特色,各领风骚,一时期,冀氏的“巨盛川” 砖茶名扬汉口和樊城,出现了供不应求之现象。

  3.“巨盛川” 在古北口

  雍正五年(1727)夏日,一位名叫巴多明的外国客人,来到汉口冀氏的“巨盛川” 茶坊(庄)。巴多明和冀州升巧合相遇,二人一见如故,巴多明拉着冀州升的手,高度赞扬冀氏“巨盛川”砖茶,劝说冀州升将此砖茶大力推广,让更多的人饮用它。

  巴多明,法国杜城人,康熙四年(1665)出生,乾隆六年(1741)卒于中国北京。巴多明能言善辩,精通医学和药物学,钟情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他凭借其语言天赋、外交才能及广博的科学知识,深得康熙和雍正二位皇帝的喜欢,得以常出入于清皇宫内外。巴多明曾多次担任葡萄牙和俄国使臣的翻译,他深知俄国等国家的贵族对中国茶叶是十分钟情的。

  冀州升宴请了这位法国客人,巴多明向冀州升详细介绍了英俄等国家对中国茗茶的强烈需求,并建议冀州升以长城古北口为据点,辐射张家口、热河厅(承德)、库仑和恰克图等地、进行茶物互市。

  冀州升很早就知道,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边疆少数民族和诸多的外国人对中国茶特别喜爱。最早在唐代就出现“茶马交易”,到宋朝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边疆安全,非常重视“茶马互市” 。一则,茶马互换,禁止以铜钱买马,可减少铜金属外流。二则,边疆少数民族和诸多的外国人对茶叶是食性需求,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边疆少数民族人和诸多的外国人的生活。另外,通过“茶马交易”, 不但满足了封建王朝对马匹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了一笔巨额的茶税收入。

  所以,为了使边疆茶贸易有序进行,朝庭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叶自宋朝到清朝,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民族及相邻国家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中国与相邻国家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总之,茶叶贸易对维护中原王朝的安全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雍正六年(1728)春,冀州升在古北口镇开设冀氏“巨盛川”茶行,聘用陕西泾阳县苗丰启为大掌柜。并在热河厅(承德)、张家口、库仑、归化和盛京设“巨盛川”分茶庄。

  古北口镇,位于密云县东北部,原是长城上关口之一,既是京师与东北地区往来的咽喉要道,又是华北平原通往蒙古高原的要道,自古称为雄险,有“地扼襟喉趋朔漠③,天留锁钥枕雄关” ④之称。古北口为关城,跨于两山之上,曾经为边关军事重镇,明清时为商贸交易之场所,镇中建有一纵四横的商业街。

  在古北口镇建立“巨盛川”茶行,是冀州升采纳法国人巴多明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

  雍正六年(1728)夏,冀氏开始了远程贩茶贸易,其贸易行程分四个步骤。

  一、先将冀氏羊楼峒茶坊加工好的砖茶运到汉口汉正街冀氏茶坊,然后再将羊楼峒和汉正街两处所产的冀氏“川”字号砖茶分类进行包装。

  二、将包装好的砖茶,雇用人畜从汉口运往山西祁县冀氏“天聚和”布庄(后改为茶庄)。

  三、再雇用人蓄把砖茶从祁县运往古北口镇。

  四、古北口“巨盛川”茶行大掌柜再将这些砖茶分发给总茶行和各分茶庄。

  当时正值中俄《恰克图⑤条约》⑥签订,边疆贸易呈现出好势头,冀氏“巨盛川”茶行大掌柜苗丰启借此东风,坚持灵活的销售策略,号令各分茶庄,用冀氏“川”字号砖茶不仅限于换取白银,还可换取俄币(卢布)、皮货、毛呢和人参等。与此同时,经巴多明宣传介绍,诸多的俄蒙茶商与“巨盛川”茶行建立了较好的贸易关系。

  苗丰启大掌柜灵活机动的营销策略,不但扩大冀氏砖茶的知名度,而且在内地打开了冀氏销售皮货、毛料等市场。

  到乾隆初年,冀氏“巨盛川”“ 川” 字号砖茶名扬大江南北、关内塞外及蒙俄各地。在六七年时间里,冀氏仅砖茶一项获利六十万两白银。

  冀州升为了将砖茶生意做大做强,他在介休挑选七十余对已婚的冀氏族人,分别派遣到湖南安化茶区、湖北羊楼峒茶区、闽北武夷山茶区、湖北汉口冀氏茶庄、长城古北口镇、承德、张家口、归化、赤峰、盛京、库仑、恰克图,将冀氏“川”字号砖茶品牌形成了采集、加工、运输及销售一条龙贸易体系。

  由于长年在外奔波,且劳神勤力,刚越花甲之年的冀州升右半身时常麻木,身染重疾。

  乾隆元年(1736)春,冀州升带病同次子冀之瑜再次南下视察两湖冀氏商号,深入茶坊茶市了解茶情。同年五月,父子二人又北上古北口镇,察访茶市商情。在此,冀州升特意专程参拜了族弟冀世祥之墓地。

  冀世祥,生于介休北辛武村,曾经陪随冀州升十余年。雍正六年(1728),任冀氏古北口“巨盛川”茶行二掌柜后,他遵照冀州升之意,与苗丰启相继在长城内外的热河亭、张家口、归化、赤峰、盛京、库仑和恰克图创建七处“巨盛川” 分庄。冀世祥勤劳多谋,德品皆优,为冀氏贩茶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长期劳累,积劳成疾,于雍正十一年(1733)冬天在承德患哮喘病而离世,亨年三十八岁。

  冀州升尊照死者的遗言,将他葬于长城脚下的古北口镇司马台⑦南侧。

  冀州升跪向冀世祥墓室,老泪纵横,慷慨万千,一件件商务往事,好似发生在昨天,浮现在眼前,数不完的冀氏族人,道不完的赤诚忠心,他们为冀氏商务贡献一生,无怨无悔。

  冬去春往,日月如梭,多少位冀氏族人,离开故土,远走他乡,他们有的携妻带子,有的告别父母妻儿,有的还未成家,有的父子相随,各自充实到冀氏各地的商务之中。其中有的成了字号里大掌柜、二掌柜,有的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甘心当一名店员、一名采茶工、一名小伙子,有的客死他乡、尸骨无存,有的定居异乡、植子遗孙,他们是冀氏商业之脊梁,是他们使冀氏商务得以延续、壮大、强盛。

  乾隆初年,介休北辛武冀氏商业已呈现蓬勃生机之景象,总资产达一百五十多万两白银。

  清乾隆四年(1739),冀州升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五)悠悠贩茶路

 

  1.上海滩的启示

  冀之瑜,字钟玉,号琢翁,生于雍正元年(1723),勤劳节俭,温文尔雅。十二岁时被其父冀州升送到湖北樊城冀氏“泰祥和”当铺打杂工。十四岁回介休北辛武村,照料生病的父亲,与父亲共同生活的三年,懂得不少人情世故,父亲教会了他不少做人之道。他是冀氏商业股份制管理的开拓者。

  乾隆元年(1736),介休邬城泊唯一的水源沙河(沙河经沙堡村①注入北辛武邬城泊)出现断流现象,邬城泊首次干涸,北辛武地下水位也随之下降,致使井水水量减少,水质变差,人们只好在低凹处挖坑饮用又咸、又涩、又浑、又浊之表土层渗水。

  乾隆四年(1739),冀州升去世。在举丧期间,冀之琮从汉口带回几包冀氏“川”字号砖茶,供办丧期间饮用,人们意外地发现,茶水不但可以除去水中咸味和涩感,而且还能解毒去病,化油腻、助消化、提精神、去疲乏。

  之后,村里的乡亲们纷纷委托在外地随冀氏经商的亲人们,在返乡探亲时捎带回几包茶叶。数年之后,北辛武村形成了人人饮茶的习惯,特别是经常熬夜者,如煮盐看锅②者、守村查夜者等人,茶叶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冀州升和介休范毓馪曾经在清康熙年后期,到过武夷山区下梅村茶市,冀、范二人给茶商李氏和邹氏等茶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乾隆十三年四月(1748),冀之瑜也来到武夷山区下梅村茶市,巧合的是冀之瑜遇到了年越古稀的茶商李氏,李氏得知他是三十多年前的晋商冀氏冀州升之子时,冀之瑜受到了李氏父子的盛情款待。

  对北辛武很多人来说,一日可以无肉、无油、无面、无烟,但不可以无茶。于是,在乾隆十三年秋天,为方便村民饮茶,冀之瑜在北辛武村开设一茶店。

  乾隆二十四年(1759),冀之瑜在介休城西大街创立“晋泰恒” 和“永顺厚”茶庄,次年冀之瑜又在介休张兰镇开设“永昌瑞”茶庄。之后,介休饮茶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

  十多年来,冀氏和武夷山区下梅村李氏愉快合作,双方都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冀之瑜到上海滩创立“达海”当铺,在此居住一月有余。期间时常到陕西商人岳思良的“景尉祥” 茶庄聊天,茶庄岳掌柜逐渐地和冀之瑜熟悉起来。

  有一次,冀之瑜询问其岳掌柜本茶庄经营情况,岳掌柜善言快语,自认为冀之瑜不懂茶叶生意,滔滔不绝地向冀之瑜介绍开如何经营茶叶生意,把茶叶的产地及种植、采集、包装、运输、销售等一系列程序详细地表述了一番,接着又向冀之瑜介绍了经营茶叶应注意的环节和茶叶的营销策略,并向冀之瑜讲述俄国人是怎样喜欢中国茶叶的。他认为冀氏财力雄厚,建议冀之瑜大胆经营茶叶生意,把茶叶生意做到蒙古和俄国,继而又向冀之瑜推荐经营人员。

  傍晚时分,冀之瑜将一包砖茶送予岳掌柜,岳掌柜随之令人煮水泡茶,其茶色味俱佳,岳掌柜连连称绝,高度赞扬此茶比他所销售的陕西“泾阳茯砖茶” 更胜一筹。岳掌柜手持一块砖茶在灯光下仔细端详,右上角所刻的“冀”字映入眼帘,此时的岳掌柜结结巴巴地说出一句话来:“‘川’字号砖茶原来是你们冀家的。”岳掌柜当即就向冀之瑜提出请求,要在他的“景尉祥” 茶庄销售冀氏的‘川’字号砖茶,让上海滩人品尝冀氏砖茶。

  冀之瑜此次来沪,不但创立了“达海”当铺,还有意外地打开了冀氏‘川’字号砖茶在上海滩的市场,而且更重要的是,冀之瑜和岳掌柜谈话中得到启示,即:直接从闽北贩茶到蒙地。

  2.万里贩茶恰克图

  善于思考的冀之瑜,细心分析了冀氏在襄阳“兴隆”茶行和汉口“鼎顺”茶庄经营情况,他结合近几年来老家北辛武村人们对茶叶的需求实际,冀之瑜认识到,贩茶应坚持两条腿走路,即:既要拓宽外销渠道,同时也要拓展内销领地。

  冀之瑜深刻地认识到,做生意,产品的选择是第一位的,选择了好的产品,才能够有好的买卖之可能。因而,选择产品对于生意的成败十分重要。父亲冀州升选择茶叶作为经营项目,而选择古北口镇作为冀氏贩茶枢纽,说明了父亲不单是看中了边疆茶贸易市场巨大的利润,而且还看到了京、津等内地宽广的茶贸易空间,父亲对市场敏锐超前的预见能力是何等的高远。

  茶叶是具有中国特色之产物,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俄国与中国签订了第一份购茶合同。喜食肉类的俄国人大多爱上了中国茶叶。中俄贸易的发展,冀氏三十多年的贩茶实践,使冀之瑜进一步察觉到了俄国人对茶叶强烈的食性需求。

  有需求,生意就能做,这是一个非常简朴的道理。

  当年夏天,冀之瑜将祁县城“天聚和” 布庄改为茶庄,又在祁县东观镇创“巨盛川”分庄。

  乾隆二十一年(1756)农历四月,冀之瑜再次来到武夷山下梅村,同茶商李氏签订五年销购茶协议,让李氏在下梅村也特制冀氏“川”字号砖茶。

协议内容大致如下:

  一、冀氏在每年农历三月将购茶数目,加工方案,包装式样书写成明细单,寄递给李氏。

  二、按照购茶数目,冀氏在每年农历五月采茶期预付予李氏百分之五十的银两。

  三、李氏按照冀氏提供的明细单,负责茶的收集、加工、包装和运输。

  四、李氏在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前将冀氏预订的砖茶数量运送到山西祁县冀氏“天聚和”茶庄或子洪口之鲁村。

  五、经冀氏在祁县茶庄验货后,冀氏将剩余茶款付予李氏。

  由于当时诸多的原因,茶叶由原产地江南运到中国最北方及蒙古,相当费时费力,这对冀氏贩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冀之瑜凭借着百年积累的雄厚资本和三十余年的贩茶经验,在闽北武夷山下梅村茶市通过代理商李氏等人,即商东以包买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让这些作坊按照自已的要求进行加工“川”字号砖茶。冀之瑜从武夷山茶市购茶后,再一路北上到达恰克图,贩予俄国人。

  行程分两段,第一段,在茶区选用商东将加工好的茶叶先运到山西祁县城或子洪口之鲁村。第二段,再雇用镖车从山西祁县运往蒙古恰克图。

  恰克图,现位于俄罗斯与蒙古国交界处,清代恰克图是中俄交界处的一座边境小城。清初俄国所需的中国商品是从蒙古地区间接获得的。雍正六年(1728),中俄两国签署了《恰克图条约》。雍正八年(1730),清政府批准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买卖贸易场所,这样就将恰克图分成南北两市,南市为中国商民居住,称之为“买卖城”。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宣布禁止俄国商人到北京进行贸易,因此中俄之间的贸易就全部集中在恰克图了。

  由于介休冀氏资本较雄厚,万里茶路不亲自押运。冀氏严把两道关口,一个是下梅李氏等茶商雇人将茶叶由武夷山区运到祁县城或子洪口③之鲁村,冀氏要严格验茶。验茶后再把这些茶分成两部分,其中一小部分批发给当地的一些中小茶贩(这些茶贩主要将茶销往边疆各地),另外部分冀氏在雇聘沧州镖师李昆将茶运到恰克图,此时要严格验茶,这是第二个关口。

  李昆,河北沧州人,生卒不详,清乾隆年间的镖师,武艺超群,善于使用弹弓,江湖上称之谓“弹子王”。在乾隆初年押镖于运河,往返于江浙、京津之间,镖旗为一白布,名震江湖。李昆在乾隆二十年(1755)开始给冀氏押运白银、茶叶等,二十余年的押运,银货无损。从南方到北方,人们一见白布镖旗,便知这沧州弹子王押运介休冀氏的银和货。因而在江湖上“弹子王”李昆和介休冀氏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

  介休冀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从下梅村贩茶到恰克图,第一年创利四万两白银,连续六年利润直线上升,冀氏又在克恰图城用茶换回了俄国商人的大批毛皮,毛呢等高档商品。

  3.无意插柳柳成荫

  正值冀氏贩茶贸易蒸蒸日上之时,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夏天,俄国发生宫廷政变④,再加之中俄未能妥善处理双方贸易中的矛盾和纠纷,结果导致了中俄恰克图贸易中断。致使古北口镇冀氏“巨盛川”茶行及、承德、张家口、归化、赤峰、盛京、库仑分茶庄合计近二万包砖茶滞销,将要从祁县城运往恰克图的一万七千包砖茶滞销。

  冀之瑜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决定将古北口镇冀氏“巨盛川”茶行及分庄的一万五千包砖茶返运到京、津两地保本销售,将滞留在祁县的一万七千包砖茶在介休、祁县、汾阳和平遥等地赊销和打折促销。到第二年春天,冀氏所滞留的砖茶全部销空。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按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由于恰克图休市,冀氏茶贸易虽然损失了些银两,但开辟了京、津两大城市的销茶市场,开辟了以介休为中心批量销茶的历史。

  从此以后,京、津两地饮茶者逐渐多了起来,介休百姓饮茶与日俱增。特别是介休地区,茶叶逐步成了人们的一种嗜好。

  介休人饮食砖茶由来已久,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象现,因为砖茶是由压制而成,结体坚硬紧密,人们在长期的饮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介休特色的饮茶习俗,发明了适合当地火灶特点的煮水工具:“川”壶。

  所谓“川”壶,就是铜匠用紫铜打制成约一尺三寸长、直经为二余寸的桶形盛水容器。因为介休地区居民的床坑与炉灶相连,炉灶内腔为前小后大葫芦形,前小炉腔施放煤柴等燃料,是炉灶的热源,较后的大炉腔用于蒸锅煮饭,而其“川”壶可直插前小炉腔之热源处,一“川”壶水片刻间便可沸腾。

  用此种“川”壶开水冲泡砖茶有速度快、茶味浓淳之优势,因而,此壶是介休地区归化城、蒙俄等地居民家中必备的煮水泡茶用具,因为当初介休人和蒙俄人用此壶专门冲泡冀氏“巨盛川”砖茶而发明,久而久之,人们称此种煮水壶为“川壶”(又称汆壶)。

 

(六)茉莉花茶 香飘京津

 

  1. 茉莉花茶在介休

  早在乾隆三十年(1765),由于恰克图卖买城休市,冀之瑜将茶叶贸易的中心由外销转移为内销。

  嘉庆四年(1799)秋,为进一步占领京、津茶市,冀之瑜之孙冀国定遵祖父嘱告,将古北口镇的“巨盛川”茶行迁到京城王府井南街,并在京城棋盘街、西城西南隅、崇文街和天津卫水阁街设“巨盛川”分茶庄。

  冀国定,字正甫,号一斋,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卒于道光十八年(1838)春。少年国定,命运多舛,十四岁失父丧母,转岁慈祖双目失明,五服内无兄弟,单身孤苗,年十六独承家事,是他,将冀氏商业推向强盛。

  冀国定继任冀氏主东后,认识到,冀氏从闽北等地贩茶到俄蒙和边疆诸地,虽然利润巨大,但路途艰险遥远,伤人、残人事件时有发生,且边关市场时关时开,茶叶经常积压。

  冀国定认真总结冀氏七十余年贩茶经验,综合分析了俄蒙及边疆和内地茶市供求状况,认为诸多品类的茶叶在内地诸多城乡市场有巨大的销售空间。

  乾隆末期,少年冀国定在江苏“紫阳书院” 随钱大昕①学习时,知道钱大昕先生嗜茶如命,对福州茉莉花茶更是情有独钟。钱大昕先生向他的弟子们在讲解宋代诗人姜夔赞颂茉莉花的诗句时,介绍了古人利用茶叶容易吸收异味的特性,以花入茶,经窨制发明花茶的历史。

  由此,冀国定对花茶产生了兴趣。

  茉莉花茶,俗各香片。在《中国名茶志》里,福州茉莉花茶是花茶类唯一的中国历史名茶,其茶主要产于福州及闽东北等地区,它选用优质的烘青绿茶,用茉莉花窨制而成。其花茶的外形秀美,毫峰显露,香气浓郁,鲜灵持久,沏饮鲜醇爽口,汤色黄绿明亮,叶底匀嫩晶绿,经久耐泡。在福建茉莉花茶中,最为高档的要数茉莉针王,它采摘含苞欲放的茉莉花蕾配以采自云雾缭绕、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的高山鲜嫩茶叶,再采用精湛的手工窨制技术加工而成。     

  冀国定受老师钱大昕之感染,逐渐喜欢上了茉莉花茶。

  “虽无艳态惊群目,幸有清香压九秋。” “他年我若修花史,列做人间第一香。”冀国定将宋人姜夔赞茉莉诗句书写后置于书房。

  数年来,冀国定外出返乡时,总要带回数百两福州茉莉花茶,分散予乡亲们,久而久之,北辛武很多人由饮“川” 字号砖茶逐步地转化成喜饮茉莉花茶。

  嘉庆十一年(1806),冀国定选派族侄冀生敦和族孙冀士倬,到福州城门村(现名城门镇)采购四千两茉莉花茶,带回介休试销。

  福州城门村,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之闽江、乌龙江交汇处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四季常青。两千年前的汉朝,福州开始种植茉莉花。福州具有得天独厚的露天栽培茉莉花的自然资源条件,无论在光、温、水、热等方面均为茉莉花生长提供了最适宜的生态环境。

  福州茉莉花茶在介休城 “晋泰恒” 、“永顺厚”茶庄,和张兰镇 “永昌瑞”茶庄试销情况良好。异口同声地得到了介休民众的赞扬。

  福州城门村茉莉花茶在介休试销,为冀氏在北京和天津销售茉莉花茶起到了示范作用。



  2.茉莉花茶进京、津

  早在宋朝时,中国兴起了把香花入茶的热潮。宋代时有几十种香料入茶,茉莉花茶最早是士大夫赏玩的香料茶,经过时代变革,被淘汰掉了多种花茶,只剩下五六种,茉莉花占到96%,茉莉花茶由此兴盛。明朝末期进入商品化。清朝前期,在福州、苏州、浙江等地的茉莉花茶逐渐向北方销售,且茉莉花茶窨制技术趋进完善

  茉莉花茶在饮用中能减弱喝绿砖茶时的苦涩感,且功能有所变化,其滋味鲜浓醇厚,更易上口。因此,这也是茉莉花茶在介休试销成功的原因之一。

  茉莉花茶除了具备绿砖茶等各类茶的某些性能外,还具有很多绿砖茶等各类茶所没有的作用。茉莉花茶还有“去寒邪、助理郁,益脾胃” 之功能,是十分适合北方人四季饮茶之上品。

  精明好学,善思多谋的冀国定,对茉莉花茶的历史渊源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了介休各茶庄对茉莉花茶销售情况,结合自身十多年来对茉莉花茶的品饮实际,认为茉莉花茶市场潜力巨大。

  嘉庆中期,北京和天津茶庄还不太多。

  嘉庆十三年(1808),冀国定差人专程从福州请来了配制茉莉花茶的林师傅等三人,责成族孙冀煃照②带领三位师傅,深入京、津茶市,走访各茶庄,了解茉莉花茶销售情况,采集各茶庄花茶样本。四人通过数日询察了解,对京、津两地的茶叶销售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当时茉莉花茶在京、津两地的销售商家寥若晨星,其销量不大,冀煃照专程拜访了天津“正兴” 茶庄。

  “正兴” 茶庄,是天津规模较大的茶庄,该茶庄是由甘肃回民穆氏创设于乾隆初年。“正兴”茶庄东家穆氏至诚待人,茶叶货真价实,其经营品类有:花茶、绿茶、红茶、黑茶、白茶等,种类齐全,在天津颇有名气。乾隆中期,“正兴” 茶庄开始销售冀家“川” 字号砖茶,四十余年,“正兴” 茶庄穆氏和介休冀氏愉快合作,建立了亲友般的关系。

  “正兴” 茶庄东家穆氏,向冀煃照介绍了京、津两地花茶销售状况:多数茉莉花茶的经营者为北方人,规模不大,其花茶包装简陋,贮放封存不严,销路不畅,陈茶积压严重,致使原初之花茶香味流失,茶质劣化,形成不良性循环;天津有少数南方茶庄,老板认为好茶不窨花,根本不把茉莉花茶当茶来看待,因而他们不经营茉莉花茶;还有个别小花茶商,走街串巷进行零销,他们所经营的花茶,是自已或亲属亲自进行采集窨制加工,质量好,价格高,但不被中下层市民接收。

  穆氏建议冀氏:一、应当派人到福州或苏州产茶、花区,实地学习采摘和加工花茶技术或者派遣专业人士到产茶区监督收购,保证质量;二、利用冀氏在京、津两地的银号和茶庄的知名度,采取茶庄销售,银号赠送的方式,扩大茉莉花茶的影响力。

  冀国定采纳了穆氏的建议,选拨冀生敦和冀士倬等十余名冀氏族人,一同随林师傅南下福州,订期二年在当地学习采茶、焙茶、采集茉莉花蕾和窨茶技法。

  嘉庆十六年(1811)秋末,在福州学习采制茉莉花茶的冀氏族人,将4 00斤福建茉莉花茶运到京、津两地。把其中200斤花茶分发运到北京和天津冀氏“巨盛川”茶庄及各分茶庄。100斤由天津“正兴” 茶庄销售。1 00斤分放到京、津冀氏各银号。茉莉花茶开始在冀氏“巨盛川” 各茶庄和“正兴” 茶庄销售的同时,在京、津的冀氏各银号对每一位贷银、兑银及存银者进行赠送定量的茉莉花茶。

  嘉庆十七年(1812)春,4 00斤福建茉莉花茶在京、津全部销送毕。

  3.随势而退

  冀氏所加工经营的福建茉莉花茶,在京、津受到中高层人士的好评,特别是满清贵族,纷纷到冀氏“巨盛川” 各茶庄和天津“正兴” 茶庄选购花茶或订购花茶。

  冀氏在京、津所销售茉莉花茶均为经严格采集加工的条形长而饱满、白毫多、无叶的上乘花茶,起初产量、销量不大。八、九年来,花茶逐渐被大众所喜爱,其产量、销量直线上升。

  是什么原因使茉莉花茶产量、销量在京、津直线上升?

  北京、天津及北方大多地区,其水质是较硬涩的。不管是再好的红茶、绿茶、普耳茶等,泡出来的茶,口感总是不佳,不仅香低味淡,而且品质欠佳。京、津人,沏、泡茉莉花茶,大大降弱了其水质的硬涩度,口感清香,久而久之,喝顺了口,自然就认定了茉莉花茶。

  道光初年,冀家和天津“正兴” 茶庄的东家穆氏开始合营加工销售茉莉花茶生意。十多年,两家合作愉快,各赢利十余万两白银。

  道光十五年(1835),冀氏在京、津两地所开设银号业务量蓬勃增长,银号人员需要增加,于是,冀家退出了与穆氏合股经营的花茶生意。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福州、苏州等地的茶帮商人利用水运,纷纷从福州口岸将茉莉花茶运到天津码头,入口京、津两地,进行茉莉花茶生意。

  道光二十三年(1843),冀国定之妻马瑛仙(后人称马太夫人)任冀氏主东,她审时度势,提出并开始逐步减弱冀氏对茶贸易的投入,合并和转让京、津等地区冀氏茶庄。

  进入咸丰年间,茉莉花茶己成为京津各层次和男女老幼中最受欢迎之饮品。茉莉花茶成了京、津市民不可缺少的饮用茶。

  慈禧太后对茉莉花茶更有特殊的偏爱,外国使节和其夫人到中国时,慈禧就经常将茉莉花茶作为礼品送给这些人,在慈禧掌权的几十年间,茉莉花一度被认为是“国花”。茉莉花茶由此遍及北方诸多的城乡。

  咸丰年间,茉莉花茶在京津进入销售盛期,冀家在此销量已微少。

  一百多年过去了,京津两地及北方城镇茉莉花茶饮用者有增无减,此现象有诸多原因。但晋商介休冀氏对茉莉花茶早期大面积进入京津地区,曾经是开路者和奠基者。

 

(七)万里茶道的活化石

 

  1.晋商故里话茶具

  被世人称之谓慈孝之乡的介休,在五百年晋商历史上造就了名扬天下的三大户。皇商介休张原村范家以为清政府运输军粮和中日贸易而著称;介休北辛武村冀家以开设钱庄、当铺、贩茶等持续行商四百多年而著称;介休北贾侯家则以清道光年设立票号“汇通天下”而著称。其三家在五百年的晋商历史中,创造了无数辉煌,介休是当之无愧的晋商故里。冀家数代人的贩茶贸易,形成了介休特有的茶俗文化,它是万里茶道的活化石。

  众所周知,茶叶是一种季节性采摘后经加工生产,供人们常年消费之饮品。各地众多的茶叶品类均有其独特的色、香、味、形,如果保管不善,极易变质,降低其饮用价值,甚至失去其价值。

  介休人在长期饮茶实践中,根据茶叶的陈化性,吸湿性、吸异味性等特征,制成了各种类型,不同材质的贮藏容器,起到防潮、防热、防光、防异味。因而各种材质,各种类型的贮茶罐先后出现,造型各异的瓷质、锡质、朱砂质等茶叶罐由实用性兼以装饰性遍及城乡居民家中。介休人结合当地火灶特点的“川壶”等各种煮水器相继产生,各种款式的泡茶壶(介休方言叫卤壶或卤吊子)和式样众多的盛茶水器具,如:茶缸、茶碗、茶杯、茶盅、茶盏等出现在居民家中。 


  

介休地区普遍饮茶在乾隆中期,历经二百多年,逐形成了具有介休地域特色的饮茶文化,它不但带动了相关的陶瓷烧造业,手工铜制业等行业的发展,还推动了雕塑、绘画、书法等艺木的进步。 异彩纷呈的各种档次的茶具适用于各阶层人群,特别是茶叶罐以实用性兼装饰性成为介休大众所喜爱的一种物件,清中后期和民国时期,茶叶罐风弥城乡。瓷质或朱砂质茶叶罐成为人们居室的重要陈设,有的茶叶罐表面绘制书画、人物山水等图案,以增添居室之雅气,有的在茶叶罐上刻制双喜字、寿字、福字及祥云瑞图,来寄托人们对生活的美好追求。长时期,带双喜字的茶叶罐成为男女成婚时,新婚洞房所必备的物件或女子陪嫁的重要嫁奁;带寿字的茶叶罐则为人们给老人贺岁之礼品。饮茶之俗,蔚然成风,它伴随介休人的生活,大多介休人生前嗜茶如命,死后也用茶及茶具陪葬。在出土的介休墓葬中,发现嘉道年间的普通百姓死者的陪葬物有诸多的茶杯、卤壶及茶叶罐。

  清代、民国时期的介休各种茶具在当今各古玩市场随处可见,这些茶具不仅见证了介休人大量饮茶的史实,它还见证了介休人在长期饮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



  2.茶醉介休人

  从城镇到山村,从孩童到老人,从窈窕姑娘到帅小伙,无不饮茶。介休人饮茶成风,众多者有喝早茶的习惯。农民们早晨下田劳动有先喝茶后吃饭的习惯,商人有清早起来一开门就沏茶的习惯。

  起初介休人所饮茶为砖茶,每家每户把购买到的砖茶块将其捣碎为杏核状的小块,然后贮存于茶叶罐中。每到饮用时,将数块碎茶块放入干净的卤壶(卤吊子)内,再将“川壶”里沸腾的水随即倒入已备有小茶块的卤壶中。因砖茶是经高压压制而成,其结体紧密,但其砖茶经沸水浸泡片刻,再静置一会,便可将从卤壶细嘴处将橙绿色的茶汁倒入茶杯中,以供饮用。

  介休人喝砖茶近百年。从道光年初始,晋商冀氏主东冀国定开始在介休试销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奇特的香味,很快被介休人接收,因而人们逐渐地用茉莉花茶代替了砖茶。




  介休十之九家庭,茶具齐全。“川壶”具有煮水快急,沏泡出的茶味正淳厚之特点,它是介休每家必备煮水器具,无论是远客临门,还是近客串门。无论是农闲聊天,还是朋友小聚。无论商人恰谈贸易,还是农民协商农事,等等一切事叙谈论,交友结亲及一系列大小碰头聚会,主人总是用“川壶”浇水沏茶,招待来客。

  二百多年来,饮茶之俗已经渗透介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介休人事事以茶当头,百姓家办红白喜事,或修房立灶,或生意开张,或逢年过节,或访亲探友等等一切的家庭人际交往活动,不论贫富,茶叶是较大的消耗品之一。

  介休人喝花茶讲究一个“开”字。把刚沏好的茶,称之为头“开”,将头“开”茶水,由卤壶倒入茶杯(盅或盏)里之茶略显淡黄绿色,其味涩中带香;第二次将“川壶”中的沸水倒入卤壶内,静置片刻,称之为二“开”。随之有三“开”、四“开”。二“开”和三“开”之茶水,其色较头“开”略深,其味香润淳厚,渗人心脾,这便是其茶中之精华部分。

  平时一般家中,老人饮茶最多,早、中、晚一日三茶,其次是中年人,再次为青少年。

  从清乾隆中期到现今的二百四十余年时间里,介休茶销量一直居华北,华中各省、地、县之冠,清中期到清末,介休城和张兰镇专营茶叶字号有“天聚和” 、“晋泰恒” 、“永顺厚”、 “永昌瑞”、“三盛昌”和 “广源水”。民国时全县专营茶叶的有十一大户,散小流动茶商不计其数。上世纪末所编辑的《介休市志》载:“据1960年晋中商业局商品流转计划资料:当时,全区17个县共计划分配茶叶3900担,其中介休分配茶叶1190担。并且另附说明:根据以往销售情况和历史喝茶习惯分配。这仅仅是介休城乡人民购买茶叶的一个渠道。6070年代,介休张兰、北贾、上梁、板峪、化家窑5个偏远公社的供销社全部由平遥县分配调拨商品。据当时张兰供销社派驻平遥采购供应站采购员侯乃润记载,介休5公社当时不足3万人,平遥县30万人,但10多年从平遥实际调拨回介休5公社的茶叶比例一直要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另据介休农调队抽样调查资料:19851991年,介休农村,人均年消费茶叶为0.70.99公斤。”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市场经济取替了计划经济。福建、浙江等南方茶商纷纷入住介休,在介休形成了南方茶商独立经营、南方茶商与介休人合作经营、介休人独立经营的三支销茶体系,“茶城”、茶庄、茶叶销售点遍布城乡。北辛武村冀逢寿是自购自销的一名贩茶人,在上世纪末,直接购茶于浙江金华和诸暨等茶厂,然后用三轮车在介休边远山村进行批零售茶。冀逢寿连续在七年每年销茶达十吨左右。

  曾任冀氏主东马太夫人在《经商赋》中写道:“今日介邑捧杯饮茶,当思祖父插柳德荫”。介休人有如此特殊的饮茶乡俗,是晋商冀家长途贩茶之结果,是介休地域特点和独特的饮食习性所形成的。介休饮茶乡俗,不仅被一代又一代的介休人沿续和发展,而且它奇特的魅力感染着众多的四海宾朋,不论你来自何方何地,即便往日与茶无缘,只要在介休居住半年数载,你就会染上饮茶之癖。

  3.饮茶与养生

  介休人特别重视早茶和饭后茶,在长期的饮茶中,积累了丰富的饮茶知识,他们认为:适量、适时和因人而宜的饮茶有养生除病之功能,对身心和人与人交际是有益的。在介休有谚语云:“清早茶一杯,精神百倍增”;“每天三杯茶,饿死卖药人”;“饭后茶消食,酒后茶解醉,困时茶提神,愁时茶解虑”;“粗茶淡饭能养人,茶食知节少疾病”;“茶能除口臭,助消化,胃生津,肠蠕动,劝君多饮几杯鲜花茶”;“饭后一杯茶,胜过活神仙”;“早酒晚茶黎明色,劝君一生使不得”;“常食萝卜久喝茶,大夫闲得满地爬”;“浓茶提精神,淡茶养脾胃”;“不喝凉水喝陈茶,根治拉稀不发痧”;“酒肉假朋友,茶友胜兄弟”;“君子之交似茶水”。从这些茶谚俗语中,就可知道介休人懂得了饮茶与养生、人与人相互交往的辩证关系和饮茶的保健功能。

  据现代科学分析,茶叶中含多种维生素、咖啡碱、茶多酚、茶鞣质、叶绿素、氨基酸、矿物质、芳香物等多种成分。由于茶中含有如此多的对人体有利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所以,其药理效用很广。饮茶可以清心明目,解渴生津,利尿提神。茶叶里的鞣质和茶多酚,对一些细菌有抑制作用,因此饮茶对患细菌性痢疾的病人有一定的疗效。茶叶里的维生素C很多,对防止坏血病很有作用。茶还能帮助消化脂肪,饭后一杯茶,有利于更好地消化油腻食物。山西属内陆省份,环境干燥,雾霾天气较多,科学研究表明,经常饮茶可以抗辐射,抗雾霾,排毒强身。经常饮茶还可以防止血液、肝脏中脂肪的积累,从而增加血管的弹性,对防止动脉硬化、脑溢血、高血压都有益处。总之,常饮茶对增强肌体的免疫力是有重要作用的。

   4.“和合”通茶道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之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和合”是中华民族个性的象征,而所饮之茶却是液态水与固态茶奇妙的有机之“和合”,这种“和合”构建起了中国茶文化不朽的灵魂。“和合”是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和合”已成为中华思想文化和生命智慧的稳定结构。

  介休茶文化其核心是:和谐自然,诚信忠孝;和合相成,生生不息。

  三百余年形成的介休茶文化,它扎根于介休的慈孝文化,它是以晋商诚、信、仁、义为媒介,以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为基础,它是中国茶道有机的组成部分,它已融入晋商的诚信和介休的慈孝文化之中;它是一种有着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现代性独特的文化形式。

  介休茶文化的形成有特殊的人文自然禀赋,它是典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和合”的产物,它将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从相互冲突中使之融洽和合,在历史上对介休诸方面,总是产生积极的意义,增进人与人和谐交往。介休特有的茶文化,是晋商冀家及晋商诸家与介休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延伸和拓展,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地域文化向现代转换的崭新形态。新晋商和社会同仁,有责任将介休茶文化巩固和发展,构建新型的人文精神,将介休慈孝文化、晋商诚、信、仁、义理念发扬光大。

  和气可生财,和悦能致祥,和谐兴国家,和合通茶道。介休茶文化以开放的心态,接纳自然、社会、人生、心灵、文明,它必将按其自身的特性存在和发展,确切体现共存共荣,多元和合,进一步推动介休及周边地区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和谐发展。

 

 

  作者简介:冀广大  男,19579月生于山西介休市北辛武村,毕业于山西省教育学院物理专业,1977年参加教育工作,任教于介休市义安四中。系介休市文化事业促进会会员,介休市第七届政协委员。

 

 

审核:王光亮    原家敏

编辑:杜美锐   宋  佳    张晓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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