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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中的介休商人团队

    一、晋商队伍中不可小看的介休商人

  提到晋商队伍,介休商人当数晋商中的佼佼者。从介休商人早年涉足经商的历史、介休商军浩大的队伍、创造的财富暨创造的经济奇迹、为国家做出的贡献等诸多方面考查比较,介休商人在晋商中的地位与作用应是举足轻重的。

  追溯晋商的发迹史,学者们多考查到明代。而且许多是从介休范家“市易边城”说起。介休范家从一世范至刚住在介休城算起,后世人迁至张原村。六世祖范明小时因偷吃几枚青枣,遭父母责打,愤恨不已,推了一辆小车到独石口做起了生意。独石口为外长城要冲,明初建城。到范明的下一代范永斗时,父子们已在张家口开设了“永兴寰记”货栈。成为八家山右商人之一。在和满族人长期从事贸易过程中,这些山右商人逐渐与他们增进了情谊,建立了信赖关系。公元1644年清朝灭掉明朝之后,满清政府建都北京,生活需求的更多,不*不笼络使用汉人,顺治皇帝于是把这八家入正册的山右商请到北京,设宴招待,赐给他们房地产,定为内务府的皇商,还专门责成范永斗主持内务府的贸易采买事务。这便是介休范家成为内务府皇商的来历。

  晋商在经营票号前,主要的大批的曾经是经营典当、钱庄、账局等行业。介休商人在这些行业中经商可以说是捷足先登,势不可挡,先后走出了浩浩荡荡的从商大军。以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北京为例、清咸丰三年(1853),北京城共有当铺159家,其中晋商共开设109家,而晋商中,仅介休人就开设59家,占一半还多;再比如当时北京共有早期银行业账局,共开设268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210家,在山西商人的210家中,介休人开设多达118家。《晋商文化旅游区志》的结论是:“以能代表一地商人资产和势力的典当、账局、钱庄为例,京城的当铺多系山西人开设,山西人中以汾州府人最多,汾州府人中又以介休县人最多。”《介休县志》中说:“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资走四方。虽山陬海澨皆有邑人”,介休民国县志中也记载:“……河南、湖北、汉口、沙市等处、当行、印行,邑人最占多数”。介休北贾村有个侯生芸,《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其“领吴龙图等十六人,银本各数万两,自奉天以至浙江,皆有字号。”介休北贾村侯荫昌父子未经营票号前,全国各地大小字号五六十处,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侯百万”,经营票号后,资本很*升值到七八百万,到道光年间,侯百万已经成为山西富商中首富户(见《清稗类钞》中山西富商排名表);另据史料记载,介休北辛武的冀家,早年在荆楚、京津、山左等地有商铺数以百计,仅在湖北的樊城、襄阳一带就有70多家。其中大多数为当铺,其次有少部分布庄、油房杂货,资本在10万两以上的有增盛、世盛、恒盛、永盛等;介休的张原村范氏在乾康盛世则更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亦官亦商,甲第联辉,名艳当世,被史家称之为现实中的《红楼梦》贾家、薛家,而且比《红楼梦》中的贾家、薛家“毫不逊色”。

  以上可以看出,介休商人无论从早年创业,外出打工浩浩荡荡的经商大军数量,还是从他们创造的财富,骄人的事业,获*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历史的贡献诸多方面考查,都可称*上是晋商队伍中的佼佼者,出众者。研究晋商的历史、作用、文化、社会地位等,都不能小看介休商人。

     二、介休商人文化特色

        1.开拓进取。介休商人开拓进取精神是表现在诸多方面的。张原村范氏先祖敢于到独石口“市易边城”,和蒙人、满人做生意,当时,明朝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和外族往来贸易为皇家所禁止,可范氏敢开这个先河,敢尝这一禁果,最终沟通了与外族的联系,增进了信任和情谊,最终顺理成章地成为清政府内务府的皇商。范氏敢开历史先河的事还可以列举出帮助清政府自行采买运输军粮和为清政府到日本国贩铜料两件事。清初平息西北部准噶尔部叛乱是康熙皇帝的历史伟业之一。康熙三十五至三十六年,清帝首次到两千里外的沙漠地区征服噶尔丹,结果因运粮大军迟误不*已返回,折腾*康熙皇帝寝食不安。康熙五十九年(1720,再次对西北部用兵,大军按上次费用作核算,运一石米需耗银120两。这时内务府的范毓 知情后讲:“费用顶多三分之一足够了”。在清将领富宁安的举荐下,范毓 说话算话,真的用三分之一的结算价,个人承包了运输军粮的艰巨任务,而且这一承包一干就沿续了二十余年,从康熙帝到雍正皇帝,再到乾隆朝,一直为皇家大军作后勤保障,吃尽了沙漠地区饥寒缺水的苦头,为国库省银“百亿钜万”,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付出了勤劳和智慧,为康乾盛世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清史稿》中称范氏为国家运输军粮为“诸往史所未有也。”雍正皇帝赐给范毓 太仆寺卿官衔,赏二品顶戴自然是当之无愧的;范毓 父子另一件开历史先河的事是为清政府东渡到日本国贩铜。清代用铜钱作为流通的货币,由于云南产铜供不应求,民间商人寻找出一条到日本长崎贩铜的途径,由于起初贩铜有厚利可图,铜料又是保证国家财源之大计,逐渐,国内十四关进口铜料的任务都由以范毓 为首的皇商承包。到日本贩铜在当时实属在风口浪尖上做冒险的买卖。当时受航海技术和条件的局限,贩铜船只凭季风往返,一般每年一至两次,夏季由舟山群岛的定海或杭州湾出海放洋,向东北飘行600海里(约2200里),月余时间才能到长崎港。九月中旬装铜料回国。如航行不顺,货船需到山东登州等处靠岸,耐等到第二年四月才能返回舟山或杭州湾。船商若不幸遇到“不测风云”,经常被风浪吞没,人货俱倾。乾隆四十七年(1782),就曾有范成大率领的货船刚出海不久,遭遇飓风,人货全都翻入海中,损失资本六万余两。可见范氏经商的开拓之路也曾付出过种种沉痛的代价。有刑部尚书汪由敦撰写的《范毓墓表》评价范毓是生而颖异,有“魁伟奇才”,忠实能任事,有过人胆识,勇决敢为,做事不择险易,范毓  可称*上是晋商中勇决敢为,具有开拓精神的拔尖人物。

  从事票号业的介休商人在开拓进取方面也是可称道的。票号业“汇通天下”叫*最响是平遥的日升昌和祁县的乔家大院。然而,真正名副其实的“汇通天下”实践者与开拓者却是介休商人。按《山西票号史料》提供的资料表明,日升昌票号经营期间,共在全国各地建立35处分号,这些分号几乎都在国内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大中城镇,就国内范围讲,日升昌北部没到达内蒙,西北部没到达甘肃、新疆,西南部没到达四川的西部及西藏等地,东南部则没到达福州、厦门沿海。反观介休籍商人,侯氏六连号票号经营期间,共在全国各城镇设分庄165处,仅此一项就几乎是日升昌的五倍,介休的冀家与洪山的乔家经营的票号两家共在全国各地设分庄49处。介休票商非但经营的网点多,就地区而言,上面提到的新疆、甘肃、西藏地区,也都是介休票商独自开发经营的地区,就汇通天下讲,介休商人才称*上是当之无愧的汇通天下者。下面不妨说说介休票商乔世杰开发祖国西南边务的过程,借以看出介休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

  乔世杰又名乔英甫,介休洪山村人,早年父母去世,靠舅父培养成品学兼优人才,14岁入京师从商,在宝兴银号广泛结交京都人士,*京友举荐,后为清政府“捐号”干事。清政府晚年与各国列强签订了许多卖国条约,欠了许多外债,不*已公开卖官补债,名曰“捐号”。乔世杰在捐号中显示了极高的才华,不多久被委派到四川干捐号事,在四川几年,先后受到历任总督锡良、岑春暄、赵尔丰的器重。光绪年间四川省成立“浚川源”官办银行时,因乔世杰信誉度高,又善于理财,因此,又被当地的总督和藩司委任为四川官办银行的总理。事隔一年后,乔世杰发展自己的事业,利用熟人和商界的影响,在平遥城内开办了宝丰隆票号,其宗旨就是要重点在西南边地开发。其先后在成都、巴县、自流井、雅安、打箭炉、里塘、巴塘、拉萨等边塞区域设立分庄,一些资料中还有康定、印度、泸州等。由于乔世杰苦心经营,在当地官员的扶持下,依托四川之财富,广汇中外之财,致使大西南边远地区各城镇相辅周济,脉经贯通,军饷有资,工、商、学各业渐渐有了起色。鉴于乔世杰用商务促成行政变革,促成经济繁盛,引起了世人关注。很显然,乔世杰的成就成为清政府晚期晋商走向衰败中的一道亮点。乔世杰本人赢*“商界之伟人”的美誉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

        2.诚信经营。介休商人讲诚信经商不能不提到蔚字号的财东侯荫昌。侯荫昌,字古棠,生于1808年,活了九十多岁,担任蔚字号票号财东近70年。在票号业中可谓是元老,又是举足轻重人物。也可以说在票号业界是无与伦比的人物。

  道光六年(1826),侯家先在平遥城开办了蔚泰厚票号,不久,又将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等字号也改为票号,形成侯氏五联号票号。到1864年,侯氏又与毛氏及常某合资开办了蔚长厚票号,从此本号或外人都习惯称这六家票号为“侯氏六票号”、“蔚字六连号”、“晋平六票号”等。

  侯氏六票号在国内主要城市都分别设有各自的分号,北京、天津、西安、汉口、上海、成都等大城市中,六家皆有分号,平时独立经营,各自核算,但在资金融通、押运现钞,往来应酬,信息沟通以及打官司等活动中实行彼此照应,协力同心,互相连保。由于人多财广,互相照应,侯氏六票号在竞争中一直处于不败之地。山西商人在创办票号中前后出现过43家,但经营达60年之久的不过10家,蔚字号的六家票号中,有5家经营长达90年以上,经营时间最长的两家(95年)也属于蔚字号的票号。

  蔚字号票号经久不衰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主要原因是能诚信经商。

  侯荫昌诚信经商最难能可贵的承诺是“宁可别人失信自己,蔚字号决不失信于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火烧北京,在京的蔚盛长票号伙友在慌乱中卷帐本和银两逃出京城,回乡途中,遭遇土匪,帐本和银两全部被抢。蔚盛长票号在京与官府结交称著于商界,尤其与庆亲王等往来如知己。该号承揽官府私人存款有百十项之多。蔚盛长伙友逃回山西时,正好西太后与光绪帝也携带一批官员路经平遥,不少随驾官员到蔚盛长总号索取费用。幸好蔚盛长的司帐员雷士炜曾在北京管理库存银一年有余,在东伙与经理的悉心安配下,雷士炜一笔笔忆及帐目,总算心中有数。有些项目甚至是分毫不差。这次出面应付随驾官员丝毫没露出破绽。这年冬,在侯东家的安付下,雷又与经理回京办理好有关的善后事项,与有关人叮对帐中款数,全然相安无事。这年的庚子战乱,蔚字号设在京津、上海、汉口等处分庄皆蒙受了不同程度损失,但由于东家有“该外的一分不欠,决不失信于人”吩咐,票号采用“一地受损,连号接济”及“挖肉补疮”等应急措施,票号对所欠户持券者全部给予兑现。蔚字号蒙受了损失,但赢*了各方面的同情与赞誉,该号驻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事后追叙到:“幸赖各庄同心,应付如裕,凭票取款,分毫不短,由是信用益彰”;又写到:“独我号(蔚字号)二十七年(1901)回京后声价大增。不独京中各行推重,即如深宫中亦知西号之诚信相付,不欺不昧……”“各号资本多寡,皆足以取信于人。自设庄以来,无论官商款项,有外行失信于票号者,从无票号失信于外行者。此皆有案可查。尤中国商民共见共闻……”

  山西票号经营的年代正逢半封建半殖民地岁月,在外患相逼,内乱四起的环境中,票号遭战乱的浩劫,遭不法之徒的坑骗,吃暗亏,吞苦果的事累累发生。侯荫昌在一次次的教训中除了增多了忧患意识外,也想出了许多应对招数。比如票号每次盈利分红时都要求各庄打出预防应对之款,名曰:“护身”款项,平时不动,急用时由东掌支配。并将此定为“传世成法”,*益于这“留一手”号规,票号在一次次劫难中都挺了过来。侯东家在灾难深重的岁月中经商,为打造诚信品牌,靠的是列支一项留一手“护身”款项。

  蔚字号票号诚信经商还表现在其它方面,比如国家有灾有难,急公好义,慷慨捐款;在家乡与各地举办慈善义举,搞公益与报本服务,又比如与同行之间,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反对同行业勾心斗角、做损人利己之事。光绪年间,京师一度无风起浪,出现谣言,一些商家听信谣言,纷纷到炉房(现银冶炼铺)提兑现银,当时在京的各票号皆有银存放在炉房,有的人怕票号受此风波倒闭,也纷纷到炉房提兑。在危急关头,蔚字号的蔚丰号票号出面,联络同业,陈述利害,并主动拿出护身银接济炉房,很*平息了这场风波,避免了一损全损,也稳定了京师的银市,蔚字号票号也再次赢*了工商界的称颂。

  像蔚字号诚信经商一*,介休商人中讲诚信的典型事例还有张原村的范氏东渡日本贩铜中,同伙中有个王纲明的年纪较大,嗜好也很大,在他的恶习影响下,其它人也仿效其“恒歌酣舞,鲜衣怒马”。前后十余年,这些人竟欠了公款83万两白银。王纲明死后,其它人都想推卸责任,范毓 为了顾全大局,于是出面独自承担了债务,《介休县志》中记载其:“乃一力担荷,按期完纳,不累同事,天下称为长者”;又如范氏为清政府在沙漠地区运送军粮中,有一次,大将傅尔丹中了敌人诡计,全军溃退,范氏运去的十三万石粮也落入敌手。第二年朝廷结算时将这部分损失给扣除不计,雍正皇帝知情后准其“据实报销”,可范毓 从国家利益考虑,为不误军情,宁愿又填出144万两补偿战争损失,范毓 的说法是:“以军兴亟,不可悬待”。

        3.和衷共济。如今国家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主要用意是让全党全民要和衷共济一心一意谋发展。介休商人在饱受战乱的环境中求生存,当时自然更知道和衷相济的价值,蔚字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将其数十年的文稿整理成《同舟共济》一书,其苦衷和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蔚字号财东侯荫昌的一生可以讲就是为人处事和衷相济的一生,他在世时曾创编有48句《和字歌》,这48句歌一直在族中流传,旧时曾是村里私塾学校的必读教材,直至解放前,这48句歌还工整地书写在侯荫昌对门的墙上。《侯氏合族谱》中还有其在道光十七年书写的一篇序文,其中有一段说:“出自一本一源,岂可不亲睦相劝,醇朴相导,化争夺,禁侈糜。族之人苟知此意,勿以小嫌薄隙而起争端,勿以丰享富实而生淫泆,庶上承先泽则基业可保,下启后昆则贻谋可永,生生世世,长享安庆和平之福矣!”侯荫昌父辈共有六门,其平辈伯叔兄弟共有18人。《山西通志》中称其家“累世共产,食指千计”。众兄弟念其管理商号,共议在商号里给侯荫昌的三门另立股分红。可侯荫昌也有其主张,他将众兄弟给自己的红利一部分用作宗祠的开支,另一部分长期用作地方公益支用。侯荫昌任东君近70年,他每次召集有关人员议论号事,总要求各分庄在经营中要同舟相济,要和衷共事,要诚实交易,要不失信用。遇各地有灾,国家急饷,允许各号慷慨捐款。同治十三年(1874)朝廷兵饷不继,曾一次向蔚字号挪用21万两之多。光绪三年(1877)山西大旱,侯家报本堂为周济乡民度荒,这一年采取了搭棚供粥,供领棺木等慈善举措。李敦愚撰写的《光绪介休志》中对介休富户赈灾很有感慨地写到:“邑多富户,足养贫民”,“地方有一富户,即有无数贫民资以为生,实足以助国家荒政之所不及”。《山西通志》中对侯荫昌的慈善之举也有记载说:“义举甚众,平时待以举火者恒数百家,光绪年大祲,侯氏输金数万助赈,当道匾旌其门。”山西巡抚曾国荃赠给侯荫昌三块金匾也在这一年。

 

      作者简介侯清柏  男,1940年3月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介休市北贾村新堡侯氏第23世后裔。原史志办主任,副编审。总纂执笔《介休市志》于1996年出版发行。退休后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有《蔚字号票号》、《乔世杰与宝丰隆票号》、《介休绵山——清明节从这里源起》、《考朔州军人备御外患之史,解张壁古堡产生年代之谜》等十多篇,出版著作有《介之推与寒食清明节》、《历代文人咏寒食清明诗词集》(上、中、下三集)、《侯氏合族谱》、《介休军事志》、《介休政协志》等,整理标断了旧版《介休县志》全五套并出版发行。

 

审核:王光亮    原家敏

编辑:杜美锐      宋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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