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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苍天佑文心——怀念恩师张颔先生 | 李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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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市场》2017年2月号上半月刊“书法苑·名家”栏目推出纪念张颔先生专题


治印初宗秦汉,后则广纳钟鼎、货币、盟书等文字,出以己意,饶温柔敦厚之致,自成清正雅涵之格,于西泠、海派而外别树一帜。




张颔讲授书法

2017年1月18日下午5时25分,时间在这里仿佛永远地凝固了—我们敬爱的恩师,当代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文书画篆刻家张颔先生,就在这一刻永远地离去了。先生享年98岁,众人都说也可算高寿了,但在我的心底,还是不能接受这一现实,先生走得还是太突然了。就在两个多月前,我还在联络师兄弟们和学界艺界的朋友们,在山西晋宝斋及介休市为庆祝先生十月初七即97岁生日,举办“文寿齐颐—庆祝张颔先生九七华诞书画展”。紧接着2017年元旦到了,先生98岁了,我说:明年99岁,后年100岁,我们要为老师更好地庆祝,弘扬先生的学术、精神……可是先生突然就这样走了。

我自1965年秋开始拜在先生门下,是师兄弟中从师最早的一位,老师50多年的教导培养,铭心刻骨,此生何能报师恩之万一!而回想这多年来老师的学术历程,真可谓辉煌之极而又艰辛之极,其中甘苦,得与老师共历,故深知之。

先生常对我说:“山西人做学问,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大家。”又说:“做大学问人,不搞儿女情长之事。”这是老师交心之话,在我心底印象至深。

侯马原是两周春秋时晋国都城所在,上世纪60年代起,这里专设考古工作站,张老师亲自主持。就在1965年入冬,在这里发现笔书文字于玉石片上的“盟书”五千余件,上有硃书文字十数万字。这是文字考古史上自甲骨文字发现后的第二大重要发现;从笔书古文字来说,又是考古史上的首次重大发现。其重要可知。记得当时张老师常常出差赴侯马,工作夜以继日。张老师夙擅古文字研究,尤重三晋古文字整理探索,对侯马盟书的释读,正是他的强项。不久他就写出了《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的考古报告文章寄到北京,郭沫若根据这些材料也写出了《侯马盟书试探》,一同发表在1966年《文物》第二期上,很快学术界为此轰动。诸多名家参与讨论,盟书即将整理。

就在这时,“文革”开始了。张老师无端被打成“走资派”“反动权威”“修正主义黑干将”等等,罪名满天飞,关入牛棚,受尽凌辱毒打。连师母也被批斗毒打,投水缸欲自尽,被人发现拖了出来。张老师告诉我说,造反派们强迫他认罪,用凳子砸他的腿,他被打倒在地,浑身上下伤口流血,口鼻出血晕死过去,造反派用冷水把他泼醒,把他提溜起来,他看见地上是一个血和水的人印,那正是他刚才躺倒的地方。牛棚里有两个“棚友”自杀了——张老师是性情正直刚烈之人,岂能受此侮辱!他说:“当时我准备自杀,但后来又改变了决定。”我问:“因为什么?”他说:“就为了盟书。”他知道:那数千片盟书,搁在仓库里,字一个一个地每天往下掉,无人释读,可惜呀!心痛呀!所以为了盟书他要活下来,再大的磨难他也要忍受。


 张颔《读书灯图》

为此,张老师在牛棚里即开始默默着手他的准备工作。一些重要古字,他每天要在脑子里默写。不让看书,便看星星,研究古来天文纪年。还用《毛泽东选集》的硬纸壳制成测量星际角度的仪器。我记得那年秋天夜晚,我去博物馆后院一个同志家借书,无意中走进张老师被关押的院子,有人正在仰天观察星斗,走近一看才认出是张老师,我惊喜万分,看见老师坦然研究天文,稍稍放了些心。后来张老师还用古砖自制“无影塔”模型,那时星期天可以回家了,问我说:“榆次鸣谦志村有个无影塔,你可见过?”我是榆次人,我说我1963年去看过,老师让我把大概样子画下来。后来老师设计的是太原夏至标准无影塔,曾拟在太原公园里建造而未果。张老师的天文学研究对盟书的准确断代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揭示诸多晋国史实,这亦是考古学方面的一项重要创举。

1971年林彪事件后,次年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1973年3月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全国经济文化工作开始整顿恢复。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王冶秋为法国总统去云冈参观打前站,8月初特绕道太原与山西省革委会负责人协商,让张颔先出来整理盟书。当时阻力很大,有些人力图阻拦,说张颔的政治问题还没解决。最后经省里研究决定:“张颔的问题可以继续审查,当前先恢复研究工作,从事侯马盟书的整理。”

先生终于可以施展才华了,然而却是以待罪之身做事,并未解放。8月21日,中午先生回到家中,见我和先生三儿子崇宁正练习书法,先生即在我们写字用的毛边纸上,欣然画了一幅《读书灯图》,并题诗一首:“孤檠秋雨夜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

题毕交我保存。展阅此图,先生当时心境可以想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忍耐着腿疼的毛病(“文革”时被打的),星期天也不休息。在两位同志配合下,苦攻三年,终于完成了巨著《侯马盟书》,1976年12月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面世,举世震动。“文革”结束后,先生有诗回忆这段时光:“凋谢韶华岁月初,皇天生我欲何如?惨经十年余幸在,待罪侯马绎盟书。”表述了先生当时含冤忍辱,既喜又忧而不屈不挠,为中华不朽的文化事业献身之情。当时他还被审查,还是待罪之人,其实又何罪之有!

“文革”中我在文庙办展览,遇到先生在除草劳动,周围没别人,就聊了起来。先生说:“自古真正搞历史的,下场多惨,司马迁也算其一。”我问:“为什么?”先生说:“史家必须讲真话,往往被某些权势人忌恨,但不讲真话称何史家,于是甘愿受刑。”我听了此话,心底为之一震。先生正是为讲真话而甘愿受刑之人。先生以身作则,为我树立楷模。我常常以此言警醒自己。先生说:“鲁迅讲,要侧着身战斗。世道险而多变,搞文化研究,也得侧着身前进。”先生这些话对我们晚辈来讲真是莫大的爱护。先生整理盟书三年中,每日工作发现都有笔记,汇成两大本,题为《盟书燃犀录》,先生说:“这既是一套原始账本,又是防火墙、防盗门。”我有点不解。先生说:“我们老实认真做学问,有些人则不然,靠窃取别人过活。有了这个东西,你的成果,谁也别想抢夺去,例子古今有的是啊。”果然有人就扬言:侯马盟书古文字不都是张颔释读出的。结果《燃犀录》放在那里,那些人不吭气了。我讲这些事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真正学者的成就,是多么艰难!置生死于度外,不是虚言。

饶宗颐和张颔

张老师的另一本古文字学巨著是《古币文编》,收的都是先秦各国各地青铜币上的文字,十分复杂。这本书初稿完成更早,即在“文革”开始前,即已有初步写本。“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大约在1972年终于找回来,先生拿着给我看,一边说:“这本书稿能找回,‘文革’受的罪我都认了。”那天老师还找出酒杯来,我也为老师稿本失而复得高兴,陪老师喝了一杯酒。“文革”结束后,老师所有罪名彻底得到平反,也有暇将此书加以补充修订。稿本拿到北京,马上就轰动了,有的老专家提出要和先生合作,不少专家朋友则劝先生不必合作,免被略美,这书稿本身就很好了。后来先生还是决定单独出版,他说各人编书,体例有别,不便合作。其实先生心里有底,他在此书上所下的功夫,所取得成果,是任何同道之作都不能比拟的。1986年,《古币文编》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海内外热烈赞誉,被称为古货币文字研究最佳之书,正如香港学者许礼平所言:“大著面世,《先秦货币文编》即可汰出局也。”还有他的《张颔学术文集》等诸多著作,都在国内外饱享盛誉,限于篇幅,暂不一一详述了。1978年先生介绍我到北京向启功先生学习书法及鉴定,启功先生谈到张先生时说:“当今之世做学问者,能像张先生这样过硬而警卓者,我看难以找出第二人。”


先生自早年即对书画、篆刻、诗词情有所钟,数十年来时有杰构,晚年离休多暇,则创作更丰。先生画作,山水、花鸟、人物皆有独造,而以写意为多,爱以诗书相配,以发心旨。作风洒然,有出尘之致,品在神逸之间,可谓当今文人画之正脉。其书法篆隶楷行,无所不精。篆书早年以小篆为多,中年多书大篆,又参《汗简》,晚年则更多以晋国盟书字体作对联、条幅、扇页,极具雅正神采,一扫近代江湖纵横习气,自成清和劲逸一格。治印初宗秦汉,后则广纳钟鼎、货币、盟书等文字,出以己意,饶温柔敦厚之致,自成清正雅涵之格,于西泠、海派而外别树一帜。诗则或高古,或端严,或豪放,或跌宕,或幽默,尤重声律,喜笑怒骂,皆成佳篇。足可与唐宋六朝为伍,而其当今时代特色卓然可见。

先生暮年双腿走动不便,乃“文革”遗疾,仍时站立作书,后则坐轮椅挥毫。年过九旬,仍作书画不辍,然以小品为多。身体困倦则卧而读书,小笔批点,日未间断,其勤奋刻苦精神至老不减。我们众弟子时去看望,仍问我们近来学术进展如何,有何问题?还要一一解答。其关爱后辈尽心尽力如此,如今时时想来,不觉泪下。 

版面编辑:梁毅 微信编辑:尧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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